从此之后，胡适变成杜威“实用主义”的信徒，到处宣讲所谓“实验主义”的“科学方法”：“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国民政府"撤守台湾之后，1957年，胡适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那时候，殷海光正在台大讲授科学哲学。他以〈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为题，写了一篇将近两万字的长文，刊登在1958年8月18日出版的《祖国周刊》上。他很尖锐地批评胡适的主张，认为：
“大胆”和“小心”都是心理状态方面的事，与理论构造毫不相干。不管“大胆”也好，“小心”也好，都插不进理论构造中去。
殷海光写文章批判胡适的1958年，正是殷氏生命中“声华鼎盛”的时期。胡适更是位居要津，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怪异的是，身为最高学术研究机构的领导人，对于这样一位“学术文化名人”所提出的严肃批评，居然不理不睬，翌年仍然到台湾大学法学院讲“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说自己“老狗教不会新把戏”，祇会重复讲“那一些老话”！
胡适用“置之不理”的态度对待殷海光对他的批判，殷海光本人又是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学术同侪对他的质疑？在那个时代，站在学术立场批判殷氏主张的主要人物正是胡秋原。
四、殷海光的“学术诈欺”
胡氏曾经在《中华杂志》上一连发表三篇文章，批评殷海光的《逻辑新引》和《思想和方法》。在〈评两本错乱欺人的书〉中，胡秋原（1965）针对《逻辑新引》一书的形式、术语、内容，提出了五项二十一条质疑，指责：殷海光《逻辑新引》的内容，其实是金岳霖《逻辑》一书的“旧抄”。他严厉地批评殷海光“乱抄”金氏著作，“东抄一句西抄一句”，再加上“浮光掠影式的乱说”。他敢于如此“大胆诈欺，无非欺中国非西方，无人有逻辑常识，也没有人重视真诚”，“所以他大可乱吹”。
这是非常明确的挑战。胡秋原提出的五项二十一条的质疑，都是针对“逻辑”而提出的学术问题。依照西方学术社群的规范，殷海光应当针对胡氏的具体指控逐一作答。然而，殷海光对胡氏的指控也是不理不睬。因此，胡秋原点名叫阵，又写了一篇〈评殷海光另一本更错乱诈欺的书“思想与方法”〉，以及〈为学术诈欺告各有关方面〉，并将这三本篇文章集结成册，题为《逻辑实证论与语意学及殷海光之诈欺》（胡秋原，196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