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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台湾大选所展现的新特征
http://www.CRNTT.com   2020-02-10 00:08:21


今年台湾“总统”与“立法委员”选举,是一场被认为最诡异的选举。
  中评社╱题:2020台湾大选所展现的新特征 作者:张明睿(台湾),中华郑和学会秘书长、淡江大学战略所博士

  蔡英文连任以后,美台军事关系会再加强,美国与民进党关系也将更加紧密,反倒是国民党将进一步会被美国所边缘化。这次选举过程中,台湾中南部私下流传,蓝营候选人已经跟中共签署“和平协议”,造成南部地区民众心理的恐慌,这也是南部地区一夕之间全面翻盘的重要因素。显然,台湾这次的选举价值的排序与抉择,道德价值、民主价值都不是第一顺位的选择,反倒是恐惧性与意识形态,已成为价值的优先选择,这对于台湾社会的发展起到负面的作用,未来将会反映在整体社会衰退的曲线之上,这也将影响未来台湾的民主发展是否能走向健康成长之路。

  今年台湾总统与立法委员选举,是一场被认为最诡异的选举,蓝营没有挟着2018年九合一地方选举胜选的气势再下一城,这是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之处。虽然胜负本属兵家常事,但这次的选举状况,跟以往的选举比较有几项特殊意义所在,非常值得关注。

  一、地缘政治的考量

  2019年11月底澳洲一家电台专访大陆诈骗犯王立强,他宣称是大陆的间谍,不仅外媒关切,在台湾媒体也吵得沸沸扬扬,终使这个假间谍案在台发酵。虽然12月1日澳洲数个媒体指王立强假间谍案,并没有新闻价值,且是一场闹剧,但民进党却趁机诬指韩国瑜接受大陆的政治捐献,让韩有口说不清。同样的案子,澳洲媒体又在1月8日炒作蔡正元对王立强威胁利诱,要他自曝是被民进党选战操盘手邱义仁所操控。蔡正元虽然声称与选举无关,但因台湾媒体的大肆炒作,已经影响选情甚深。

  王立强假间谍案,经由邱毅与蔡正元所公布的录音带与影带显示,王立强自述是见了邱义仁,并且给了酬劳,表示这是一桩有计画性的戏码,这出戏码源自于澳洲媒体的电台访谈,后引起澳洲情报单位介入调查,形成了国际舆论的焦点,王立强的访谈,也被贴到美国在台协会的脸书上。明显这次台湾的大选,有澳洲与美国介入的影子。

  为何美国与澳洲会介入选举,这不得不让人回想2016年南海主权进行国际仲裁的高潮时刻,菲律宾换上了总统杜特蒂,破了美国在南海权力平衡的大局。如果这次,台湾选举若是蓝营赢得胜利,选择跟中美平衡外交的策略,不但难满足美国战略需求,也会影响美国2018年所推进的“印太战略”格局,印太战略有三个主要战略竞争区域,“第一岛链、南海、南太岛国”,台湾是一个核心位置,政策摇摆,将影响美国战略利益。美澳涉入台湾选举,也就是为了建构印太战略,稳定三个战略焦点的有利平衡。

  台湾大选之前,《彭博社》1月10日就曾报导,美军两年内将在太平洋部署“多领域任务部队(Multi-Domain Task Forces)”,负责执行情报、电子、网络和飞弹任务以制衡中俄,而该部队最可能的驻军地点,是台湾与菲律宾东边的岛屿。

  所以,蔡英文连任以后,美台军事关系会再加强,美国与民进党关系也将更加紧密,反倒是国民党将进一步会被美国所边缘化。

  二、恐中心理的激化

  2016年蔡英文第一次选举,有关两岸政策,仅是依据维持现状,轻轻带过,主要原因是马英九声望已经消退,国民党的选情相当低迷,两岸政策根本不需多所论述。

  但2020年的选举,两岸论述已经从2019年1月2日,习近平在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提出“一国两制”后,被民进党操作成“九二共识等于一国两制”,让蔡英文的声势一下大扭转,年轻人也封她一个“辣台妹”的外号。此后,大陆因素变成大选的重要议题。

  2019年6月以后,香港“反送中”政治运动兴起,台湾藉由香港连线,喊出“今日香港,明日台湾”,台湾的恐中心理发酵,反送中的政治运动延烧到澳洲、美国校园,海外的中、港留学生发生冲突,台湾留学生倾向同情港生,产生排中心理,进而回流台湾,影响青年学子,加大台湾青年产生恐中心理。

  假间谍案的操作、抹红蓝营候选人的效果,进一步激化恐中心理,为了能达到激化的高潮,2019年12月31日民进党在立法院强行通过“反渗透法”,让恐中心理达到高潮,让台湾百姓产生祇有民进党可以应对中国大陆“并吞”的印象。

  事实上,这次选举过程中,台湾中南部私下流传,蓝营候选人已经跟中共签署“和平协议”,造成南部地区民众心理的恐慌,这也是南部地区一夕之间全面翻盘的重要因素,未来恐中牌将形成选举的利器,也是促使蓝营改革时本土的、中国的、宪法的路线选择的考虑要素 。

  三、新认同与世代鸿沟

  这次选举有一个重要的变化,也就是思潮的转换,40岁成为一个显明的分界线,40岁以下已经有投票权者约500万人,蓝营获得支持的比例偏低,主要的原因是涉及到“九二共识与两国论”的论述竞争,也是统一与独立政策的另一种替代表述,显然蓝营的论述能力趋于薄弱,主要的原因有二。

  一是蓝营没有说明“九二共识”概念的内涵,尤其是对于未来的“一中”与现在的“一中”有何不同。虽然蓝营抬出中华民国保卫战的口号与大旗,却没有将宪法法统问题提出辩论,蓝营之所以不碰九二共识与宪法一中的论述,一方面是考虑中国大陆的反应;二方面更考虑蓝营中的一些经济群体利益。

  二是来自于新身分认同崛起,曼威柯斯特(Manuel Castells)所着的《认同的力量》,在台湾的政治与社会学界影响很深,柯斯特指出认同构建有三种型式,包括合法性认同的建构、抗拒式认同的建构、规划性认同的建构等。

  在台湾内部这三种认同型态建构过程一直是在运转着,从早期党外时期,在野势力实施抗拒式的思想塑造与维护,并透过不断的议题性质的规划进程,冲击着原为合法性认同的意识结构。这种意识形态的斗争,是一种长期性的在社会底层进行竞争。

  在台湾塑造认同身分的渠道,最显明的通道是来自于教育体系。2000年民进党获得第一次执政机会,便开始运用合法建构体系,进行所谓的教改工程,总的意识形态指导,便是以1949年为界,将过去衔接日本统治时期的历史,往未来强化台湾主体性,切开与中国历史的关联,民进党的意识形态,成为合法性的立足点。

  国民党在这部分,基本上已经随波逐流,马英九执政年代以“不搞争辩”为由,并未强化教育知识化与中立化的调整。蓝营放弃了意识形态话语权,走向完全理想型态民主化台湾道路。对于教改的意识形态变化,提出学子走入社会,现实生活的压力,将会改变其认同的意识与身分,为自己贵族化身段,找出怯于争辩与怠惰的理由。

   2000年至今,首投族可以说完全是在新认同教育课纲的受教过程中成长,且影响所及尚可追溯40岁以降的中生代与年轻一代的选民,但对于40岁以上的选民而言,则是倾向蓝营的归属,这可以从韩国瑜的选举造势场合,一般都是长者居多的现象观察出来。

  选举结束,在社群的评论中,有许多长者承认年轻人的思想与自己产生了很大鸿沟,彼此之间的政治认同已经明显的不同,所谓的不同,指的是“中华民国”与“虚拟的中华民国台湾”的差异,并指出台湾的未来将交由年轻人自己负责等的话语,足见世代思想的差异性已经被明显地划分出来。 

  四、蓝绿人口比重大翻转

  台湾历届投票的比重中,蓝绿之间始终保持6:4之比,但在这次大选中,却被翻转,成为绿大于蓝的6:4板块。

  从结构上来看,这次选举开票的结果,从韩国瑜得票数观察,基本上维持了蓝营板块,但年轻人选票比重,一般评估约为七三开。因此,内涵上有了变化,一是知识蓝与经济蓝回归蓝营的比重不高,这或许受到“马英九、王金平、郭台铭、宋楚瑜”等人的影响;二是庶民加入填补了这部分的流失,庶民政治的呼唤与宫庙形成的特色,都在诉求庶民的唤醒。事实上,台湾贫富差距与社会结构利益集团化的结果,庶民政治可以反映这方面的现象。 

  庶民政治的发展,是蓝营在台湾未来转变发展的一种新契机,但也必须是民进党有倾向弱化的状态。民进党深知社会控制在于政治资源、社团、话语、象征的构建,从高雄民进党失去执政后,被挖掘出来所揭示系统性的腐败现象,便可以理解,由于这涉及法律与道德问题,蓝营上层是贵族政治,下层是以派系为根基,行事风格保守僵化,与民疏离不是没有原因。这是蓝营未来在整合庶民方面,必须面对的课题。

  同时,民进党持续执政的情况下,不会停止利益捆绑,势必深化这方面的工作,以取得全面的控制权,并进一步垄断政治权力与国家资源,进行长期执政的工程营造。

  蓝绿板块的位移,未来将是长期政治结构的固化,将影响台湾未来政治氛围的发展效应,且是一种长期的效果。蓝营重返执政,道路将是艰辛的。

  五、道德价值的淡化

  在这次选举过程中,有一种现象浮出了水面,即道德观已经臣服于政治观的现象,在选举过程中民进党被揭露与自己暴露的问题,如高雄的气爆案、高银的庆富案、高铁300万元遗失案、蔡英文出访的私烟案、文官体制中立价值的破坏、民主政治的司法独立精神被毁伤、变相公务经费建构网军案、学校学生组织政治化、滥用社会秩序维护法、相同阵营的言论已经被固化等,形形色色不一而足。

  民进党的行为若是在国民党执政时期,恐将落入司法制裁的后果,但在这次选举的过程中,这些议题在台湾的选民当中,却未引起批判的浪潮,反而让民进党突破得票的历史纪录。

  这个现象应当是台湾社会最吊诡的发展事件。台湾社会以往相当重视政府的效能、文官体制的中立化以及政治人物的操守问题,传统的廉能观念是政治价值的一部分,如今显得十分薄弱。

  究其原因,首先,是台湾政治发展朝向美式政治文化的方向。从川普与佩洛西为两党代表的政治斗争过程,可以见到通俄门事件的舆论战、威胁第三国打击自己竞选对手、总统弹劾案的发动、利用军事行动转移舆论焦点等。本质上,都是功利主义的驱驶,维护权力的掌控,道德无下限。其次,意识形态掩盖了一切良善的社会价值。

  选举行为,基本上是建构在个人偏好选择的基础上,自身便是一种价值的评述与取向,何者是该优先确立的价值,让这些价值在选举过程中被排序与抉择。显然,台湾这次的选举价值的排序与抉择,道德价值、民主价值都不是第一顺位的选择,反倒是恐惧性与意识形态,已成为价值的优先选择,这对于台湾社会的发展起到负面的作用,未来将会反映在整体社会衰退的曲线之上,这也将影响未来台湾的民主发展是否能走向健康成长之路。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0年2月号,总第26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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