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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起:台湾民主的反思 (2012.9.6)
http://www.CRNTT.com   2016-02-11 22:50:35


苏起(中评社资料图)
  一九九七年亚洲爆发金融危机前,韩国原来人均国民所得仅及台湾三分之二;经过重创,惨然下跌至二分之一。记得当时的李“总统”在府内的应变会议上说,他估计韩国要花六年时间才能恢复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准。当时满座政要既惊讶又佩服他的远见。七年后(2004)韩国的人均国民所得不只恢复当年水准,而且赶上台湾。现在更遥遥领先五千美元。 

  这其中固然有韩国如何力争上游、值得钦佩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虚心检讨自己为什么落后。 

  笔者以为,责任不集中在哪个人(如总统)、哪个机关、或哪个政党。问题在台湾这二十几年一直引以为傲的民主化实际上只完成了一半,也就是“自由化”;还没有完成另一半,“制度化”。因为没有“制度化”,所以台湾的头脑被“自由化”冲得发烧的同时,躯壳仍然陷在半民主半戒严、半法治半人治的制度中举步维艰。 

  由于中华民族有几千年的专制传统,政府迁台后又有几十年的威权背景,所以台湾民主化工程才一启动,自由化的浪潮就沛然莫之能御。时至今日,个人的自由度与今天世界任何国家相比,只有过之,而无不及。但过度专注私领域的自由,让我们忽略民主化其实还包括在公领域建立一整套适合内部民主化及外部全球化的新制度。坦白的说,今天我们的制度很像一辆拼装车,民主与戒严法规杂陈,法治与人治习惯并存,另外添加台湾独有的设计。这样一个混乱的公领域一方面让私领域的自由几乎毫无节制的侵入公领域,一方面也给那些善于游走灰色地带的人士一个非常方便的操弄及舞弊空间。结果国家竞争力持续衰退,而弊案也层出不穷。 

  美国学者Larry Diamond在今年五月发表的“台湾民主发展”研究恰好反映了目前台湾民众的矛盾心情。受访者64%肯定台湾的民主,高于1990年的54%,及1996年(第一次“总统”直选)的60%。但他们绝大多数否定现在的公权力机关。譬如,对“立法院”的信任度自2001至2010年一直只有15%,政党自16%跌成14%,报纸自33%暴跌成22%。这些数字比起当年的陈前“总统”及现在的马“总统”,都好看不到哪里去。稍好的法院也自40%跌成29%。对公务机关信任度最高,但也从52%跌成48%。
 
  公权力的问题在哪里?本文将依序讨论“立法院”、事务官、政务官、媒体、政党、及“总统”的角色。 

  “立法院”的权力理论上与行政部门相去不远,但得到的公共关注却远远不及。说的重一点,我们的“立法院”是现代民主国家中最不像正常“国会”的“国会”之一,因为它混合了戒严时期及民主化初期的设计,不能因应当前台湾内外大环境的需要。甚至也不能反映国内民众的需求。近十年的政党恶斗更弱化了“立法院”的立法角色,让它变成政党角力的主要舞台。 

  根据笔者在“立院”三年及平时的观察,“立法院”的问题罄竹难书。在此仅讨论与公共政策较相关者。第一,它是台湾最没有效率的机关之一。陈前“总统”八年任内平均一年通过190 个法案。马“总统”任内稍好,也只有210个。但南韩国会平均一年590个。“立法院”的立法怠惰意味着许多不合时宜、封闭保守的法条继续捆绑住政府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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