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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长时段理论观察台湾问题内外因素的演变与趋势
http://www.CRNTT.com   2017-03-28 00:11:48


未来大陆需要以共同建构的方式寻求建构大陆与台湾本土社会的共识
  中评社╱题:以长时段理论观察台湾问题内外因素的演变与趋势 作者:胡凌炜(上海),上海东亚研究所副所长、两岸协创中心教授

  前言

  台湾问题始于国共内战,然而台湾问题从产生的那一刻起就掺杂了复杂的岛内因素与外部国际因素。2016年台湾问题涉及的内外因素出现了重大的变化。从台湾问题涉及的岛内因素分析,随着民进党赢得领导人与“立法委员”“二合一选举”,民进党实现了从行政到立法的全面执政,成为台湾政坛的第一大政党,台湾政坛发生结构性改变。同时,民进党执政后拒绝接受两岸曾经达成的“九二共识”,以及“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核心意涵,台湾当局多年奉行的两岸政策因民进党执政而发生根本性改变;从台湾问题涉及的外部因素分析,作为台湾问题涉及的最重要的外部因素之一,美国因素在特朗普赢得大选之后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特朗普当选后不仅与台湾当局领导人蔡英文通了电话,使用了台湾“总统”的称谓,并且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我充分理解‘一个中国政策’,可除非我们与中国在包括贸易等其他方面有利益交换,我不懂我们为啥非要被这个政策限制住。”①台湾问题的内外因素发生如此重大的变化是因为美国与台湾分别发生政党轮替产生的偶然性结果,还是反映了台海局势面临了深层结构性的变化?这是值得进一步观察的课题。

  按照法国历史学家、年鉴学派的的第二代代表人费尔南.布罗代尔提出的著名的长时段理论,认为“对人类社会发展起长期的决定性作用的是长时段历史,即结构”。“只有在长时段中才能把握和解释一切历史现象。长时段是社会科学在时间长河中共同观察和思考的最有用的管道,也是各门社会科学可能使用的共同语言”②。运用长时段理论来观察2016年台湾问题涉及的内外因素的变化,有助于从结构层面深入瞭解台海局势正在发生的深层变化。

  台湾岛内政治力量结构的变化是台湾当局
  改变两岸政策的根本原因

  (一)台湾岛内政治力量结构发生重大变化

  台湾与大陆处于分离状态距今已经近70年,按照长时段理论,70年的时间足以让事件发生结构性的变化。1949年前后,国民党政权带领120余万军民从大陆退踞台湾,建立了完全不同于大陆时期的二元政治体制。台湾的二元政治体制十分特殊,由中央层面国民党专制独裁体制和地方层面公职选举自治体制两个部分构成,上层政治体制主要由国民党戒严体制、执政党体制和宪政体制三部分组成,成员基本上由外省籍人士担任;台湾下层政治体制主要是由地方自治体制和选举体制两大部分构成,为台湾本省籍人士参与地方政治提供了一条出路。国民党建立二元政治体制的主要目的有两个:1、确立国民党上层政治体制在台湾的绝对权威地位,严厉打击岛内一切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活动,牢牢控制岛内局势;2、在确保国民党上层政治体制主体地位的同时,通过一定形式的下层地方代议选举体制,扩大国民党在台湾的民意基础,树立较为开明民主的形象,对内缓和与台湾人民的矛盾,对外争取美国的援助。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来自大陆的中国国民党无法重新返回大中国的政治舞台,只能在台湾的政治舞台寻求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因此,台湾社会的本土化,以及中国国民党的本土化成为无法改变的发展方向。所谓的“蓝绿政治板块结构”不是台湾社会从来就有的,也不会永远存在下去,它是台湾社会本土化过程中阶段性的政治现象。在本土化的过程中,以大陆省籍为代表的传统国民党不断凋零,逐渐退出政治舞台,民进党作为本土产生的政党在台湾政坛不断扩张,并且逐步占据台湾政坛的主导地位。随着2016年民进党在台湾实现全面执政,台湾岛内政治力量对比发生了结构性的改变。这个结构性的改变对于台湾当局的两岸政策及两岸关系发展正在产生深远的影响。

  (二)台湾岛内政治力量的结构性变化导致台湾当局的两岸政策产生根本性改变

  国民党退踞台湾初期直到1975年4月蒋介石去世,台湾当局确立了“反攻大陆,光复国土”的方针,形成了以“反共复国”为核心特征的大陆政策。国民党当局坚持“反共复国”大陆政策,同时,强调“经营台湾”“巩固复兴基地”,“实践三民主义”,“复兴民族文化”。蒋介石时期台湾当局大陆政策在两岸关系上最大的特征是具有“剿匪”性质的“反共复国”政策,而在国际关系上其最大特征则是坚持“汉贼不两立”的一个中国原则立场,这一特征集中体现在蒋介石反对美国推动“划峡而治”和台湾问题国际化。

  然而,两岸关系的现实摧毁了台湾当局“反攻大陆”的梦想,在台湾社会本土化的过程中,伴随着台湾政治力量的此消彼长,台湾社会先后经历了蒋经国时代、李登辉时代,以及两次政党轮替,台湾当局的两岸政策不断演变,逐步确立了“以台湾为主体,从台湾的视角制定各项政策”的基本原则。2016年,民进党再次执政后,台湾当局拒绝接受“九二共识”及其“两岸同属一中”的核心意涵。在两岸关系方面推动分离主义路线。而国民党已经没有力量制约民进党的两岸政策。近日,围绕“公投法修正草案”涉及“领土变更案”的审议,国民党“立委”赖士葆、黄昭顺发言表示支持,赖士葆表示:“因为一直反对这一条,我们失去了政权,付出代价,我们愿意倒过来支援这个条文有什么不对?”③国民党两岸立场的改变显示出,国民党没有能力制约民进党的两岸政策,台湾政治力量结构性的变化导致台湾当局两岸政策正在发生根本性改变。

  (三)台湾岛内政治力量结构的变化导致台湾政坛焦点议题发生变化

  在台湾社会的本土化过程中,随着政党力量对比的变化,政党互动的焦点议题也在发生改变。从早期的反攻大陆,逐步调整为“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从统独之争调整到两岸和平发展与维持现状。

  1996年台湾实行领导人直接选举后,在台湾每四年一次的选举中,两岸关系的重要性也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在2016年的选举过程中,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强调的是台湾社会的民生议题,努力降低两岸关系因素对于这次台湾“大选”的影响;而国民党候选人朱立伦则强调的是两岸关系的稳定,力图将两岸关系因素提升为“大选”辩论的主轴。从选举结果来看,民进党蔡英文以25%的领先幅度赢得了“大选”。这样的选举结果显示出台湾民众更加关注台湾社会自身的发展,两岸关系议题在台湾民众心目中的重要性在下降,解决台湾社会自身存在的民生议题越来越成为台湾选民关注的焦点。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台湾“大选”的投票率一直高于很多选举社会。过去5次大选投票率分别是:1996年76%,2000年82%,2004年80%,2008年76%,2012年74%。2016年“大选”的投票率创出新低,只有66.2%。投票率的变化,显示出以往台湾选举中,由于选举议题涉及“统独议题”与国家认同,在这些议题上蓝绿阵营对立性很大,妥协性很小。所以会激发出民众的投票热情。随着“统独议题”的淡化,选举议题逐步向民生议题转变。在民生议题上,民众之间对立性相对较小,妥协性相对较大。因此,台湾“大选”的投票率也逐步回归正常。

  亚太地区战略格局的结构性变化改变了
  美国“一个中国政策”的基础

  (一)二战时期亚太战略格局的基本结构导致美国强烈主张台湾回归中国

  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英国对日宣战。接着中国国民政府对日正式宣战,并发布《宣战布告》:中日之间所有一切条约、协定等一律废止。日本侵占台湾的法律依据不复存在。1941年12月中美英三国在重庆召开东亚军事会议,标志着亚洲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同月,阿卡迪亚会议在华盛顿召开。罗斯福与邱吉尔拟定了《联合国家宣言》。这次会议虽然没有中国参加,但是,会议的议题事先通报了中国时任外长宋子文。会议中罗斯福不顾英国方面的反对,坚持把中国与美国、英国和苏联相提并论,共同称作“世界四大国”。罗斯福的考虑是,一个稳定的、对美国友好的中国能够成为战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要盟国。罗斯福对于中国战略作用的设计还包括:一是防范苏联。罗斯福希望在美国同“俄国的任何严重的政策冲突中,中国将站在我们这一边”。二是抵消英国在亚洲的影响。在“消除英国海外帝国的努力中,中国是美国一方稳得的一票”④。

  根据二战期间的亚太地区战略格局,以及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扶持中国符合美国的亚太战略。基于这样的考虑,美国明确支持将满洲、台湾、澎湖列岛归还中国,并通过《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予以公布。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但是,美国的台海政策并没有随之发生改变。直到1950年2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亚太地区战略格局发生结构性变化。这时,在美国看来,新中国“坠入了苏联的轨道”⑤。由此中美关系从二战时的盟国关系转变为敌对关系。6月27日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杜鲁门总统再次公开发表声明,提出了“台湾地位未定论”,美国的台海政策也随之发生根本性改变。

  (二)冷战时期亚太战略格局的结构性调整形成了美国“一个中国政策”的基础

  在1970年代,在美苏冷战的大背景下,亚太地区的战略格局推动美国的对华政策、台海政策再次做出重大的调整。在19世纪60年代末,美国面临了国际、国内的严峻挑战。为了应对苏联快速增长的军事实力,美国需要增强在全球范围内的联合抗苏态势。同时,中苏边境爆发了珍宝岛冲突,中苏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美国尼克森总统的“联华抗苏”战略构想逐步成型。随着美国的对华政策发生改变,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也发生改变。1972年2月,尼克森访华,中美在上海签署了《上海公报》。在公报中,美方声明:“美国认识到,台湾海峡两岸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1979年1月,中美两国签署《中美建交公报》,美方声明“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1982年8月,中美签署了《中美联合公报》“八一七公报”,美方声明“无意侵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无意干涉中国的内政,也无意执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政策。美国政府理解并欣赏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中国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和一九八一年九月三十日中国提出的九点方针中所表明的中国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美国政府声明,它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准,它准备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与此同时,1979年4月,美国国会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以国内法的形式,“指导往后的美台关系。因应美台双方交流无法以‘国际条约’来规范,而以美国国内法形式制定,规范美国政府(对国际无效力)”⑥。

  应该看到,亚太地区战略格局的结构性变化以及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促使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做出了积极重大的调整,中美关系也向好的态势发展。这些变化构成了美国“一个中国政策”出台的基础。但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分歧,以及亚太战略格局的因素,使得中美关系无法回到二战结束时的中美同盟关系,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做出了积极但是有限度的改变。美国在建立加强与中国关系的同时,还留了一手,埋有伏笔。从此,“一个中国政策”、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以及与台湾关系法,形成了美国对台政策的基本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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