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有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称中共在台地下组织，在蔡孝乾被捕叛变以后全军覆没。中共在台地下活动史料表明，蔡孝乾被捕叛变以后出卖了400多名中共在台地下工作人员；蔡孝乾之后，台湾省工委书记的继任者陈福星也被捕叛变，也出卖同志，他甚至带着军警抓人，陈福星叛变后又有500多人被捕；那么，中共在台地下组织是否就此全军覆没了呢？不。在中共在台地下工作史料搜集工作中，我发现，被捕的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在狱中又重新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还将已经牺性的同志编为一个大队（支部）。真正中国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诚哉斯言也！
2.关于李友邦同志。1995年，我在福建接待了到京参加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活动后到访福建的李友邦遗孀严秀峰，同她做了几天深度访谈，她告诉我：“我们从来不要求平反，而要求给李友邦一个历史的公道”，另外还说了一些情况。严秀峰还希望我写《李友邦传》，我因当时手头另有研究写作任务，向她推荐了厦门大学的学者。有公开发表的资料，如人民日报出版社1994年版《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组织史资料》透露，李友邦于1929年在杭州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曾任共青团杭州中心市委委员，并曾在杭州艺专秘密发展团员。另有馆藏档案表明，
1932年李友邦因“危害民国罪”被判处4年徒刑，收押于浙江军人监狱。我还注意到，李友邦及其台湾义勇队的出版物，完全不涉及反共的字眼和反共的内容。多年前，我得到李友邦的军法审讯卷宗，当即别录副本赠送金华的台湾义勇队纪念馆以供展览。读李友邦的军法审讯记录，李友邦表现出共产党员视死如归的气慨，令人感到震撼！当军法官问及党的组织和成员，李友邦的回答一律是“不知道”；处死当天，军法官问：“今天要执行了，你有话要说吗？”李友邦的回答是：“没有了”，然后是一纸法医的验尸报告：“身中三弹毙命”。面对刑讯和死亡，一句“不知道”、一句“没有了”，这个革命电影里常见的情节，由李友邦同志真实演示，多么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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