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众史的视角，如果我们设身处地站在台湾人民的立场上看，则我们会发现又一个“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特殊心态”的问题。中国内战不在台湾打，但战后台湾却成了问题、成了中国内战遗留的台湾问题，并且久拖未决。1949年1月21日，台湾作家杨逵在上海《大公报》发表《和平宣言》，其要点是：1.反对内战。“现在国内战乱已经临到和平的重要关头。台湾虽然比较其他省份安定，没有战，也没有乱”，他希望“国内战乱”和平解决，“防止任何战争波及本省”；2.反对“台独”。“请社会各方面一致协力消灭所谓独立和托管的一切企图”；3.反对迫害。“避免类似二二八事件重演”，“请政府释放一切政治犯，停止政治性的捕人”；4.反对独裁。“保证各党派依政党政治的常轨公开活动，共谋和平建设，不要逼他们走上梁山”，“请政府从速准备还政于民，确实保障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出版、思想、信仰的自由”，“自下而上实施地方自治”。杨逵向国民党说明了台湾人民的愿望，但台湾政治的变化总是走向人民的反面。台湾民众的生活状态当然不同于“解放区的人民”，当然会有不同于“解放区的人民”的“特殊心态”，台湾民众唱不出“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的快乐。
台湾问题久拖未决，国民党顽固派及其反动立场是其原因之一；而日据台湾时期遗留的“皇民”参与的“台独”活动、“皇民意识”渗入的“台独”主张，也是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的重大阻碍。显然，日据时期台湾史的视角也是可取和应取的。
（作者汪毅夫系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讲座教授、全国台湾研究会副会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