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特色政治的认识
当代社会科学学术知识中国化的问题，在台湾最早始于七十年代如杨国枢、文崇一、韦政通、胡佛等教授，他们在1982出版《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中国化》，后来像黄光国、朱云汉、石之瑜等教授则进一步继续致力于社会科学的本土化、中国化，也都呈现了丰富而相当不错的成果。但是一方面是台湾当前的客观条件，局限了他们学术成果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也由于台湾的氛围阻碍了学术社群的发展，是以反省之后的“中国社会科学知识”的建立也更不容易。在中国大陆的社会科学界，特别是政治学领域，因为“政治”本身的敏感性，也使得其在中国化的努力方面更加曲折。例如武汉大学的申建林教授批判说：“就目前中国政治学的发展现状来看，政治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理论体系还未建立起来，它所具有的超前于政治现实的政治导向功能也未得到有效发挥。”他认为“大量的研究滞后于现实，成为文件和政策的宣传与事后论证。缺乏学术自主性是影响中国政治学发展的致命伤”。这些批判都有其现实意义，不过他建议“为了提升研究的学术性和学理性，在思维方式上，需要打破知识的地域界限，搁置西化与本土化的虚假争议”则令人费解。④依其看法，政治学没有西化和本土化之别，那么西方的政治学就完全适用于中国？虽然也是一家之言，然而，批判和反省的层次似乎仍停在“五四时代”。所幸中国政治学起步虽晚，但外在的配合条件已经日趋成熟，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发展十分明显。正如中国人民大学的杨光斌教授认为“在引介、学习西方理论的过程中，中国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学的理论自觉已经发生，突出表现在政治学基础理论研究取得了堪与西方对话的成就”。⑤台湾大学朱云汉教授在观察21世纪的中国政治学时，提出必须“突破与超越”，他说“就是中国政治学要跨出借鉴与移植西方政治学的阶段。其实早就应当这样做，可能现在的条件更加成熟了。海峡两岸的中国政治学者完全有条件另辟蹊径，应该旗帜鲜明地跨出这一步”。⑥
事实上，最有可能发展出与现今政治学平等对话的就是中国政治学。然而迄今为止，反思之作还是多于创新之作，其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的政治学界受困于西方的学科分类的影响，较少作出跨学科的对话和交流，如果有也多半是社会学科之问，如政治、经济、社会、行政、法律等。然而讨论中国政治、中国政治学理当与中国历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等学科跨科际的交流，才能真正发现属于民族的需要、属于民族的智慧、属于民族的知识及属于民族的实践，以民族为园地、以民族为养分、以科学为方法去灌溉我们的民族政治，才能绽开出长久坚实的中国政治学。中国的朝廷政治具有数千年的历史，不论是上古代的分封建国的治理设计，或是其后三公九卿，三省六部，地方的郡县，以致其后省、州、道都是统一帝国的制度安排；而至领导人的培养，官吏的考选、任用、考核都积累了极为丰富的正反经验。借用汤玛斯孔恩（Thomas Samuel Kuhn，1922年－1996年）的典范（paradigm）概念来看，中国传统的政治的一切努力，主要以“行政”为典范，追求“国泰民安”的幸福之政，“长治久安”的治理之道。由是延伸出“民本之治”、“治理之方”及“长治之道”三个主要的内容。
第一、民本之治：毫无疑问“以民为本”的“民本思想”是中国政治的核心，中国传统的“民本政治”主要是从统治者的角度，来论述君、臣、民三者应然的关系安排，虽然传统中国“民本思想”中的“民”是从君的角度去解释，但是君欲保权享有江山，就必须保民安康，护民如子；中国最早的经典尚书说：“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后来孟子正告君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换言之，没有人民，人民不忠于君，君也不成其为君。在中国，“君”是受命于天以养民，臣受命于君以牧民，而民遂行天意而忠君，是一种相对的关系架构，不是单向的、片面的关系，而是要建立一套“辩证地合作关系”。当然君不可能一人所能独治，必须选拔“臣”（即官吏）以牧民，而“臣”的要求，一方面是忠君，另一方面是爱民，但从保有君主的江山来看，两者又是辩证地统一，当然其中也出现弊病，但所谓盛世之治，二者是统一的；一般而言，忠于君是本分，也比较容易，而爱其民则比较不易，因为君是荣华富贵之源；所以古来“官箴”强调“爱民”，南宋吕本刻印的《官箴》，开篇就提出“当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可以保禄位，可以远耻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宋太宗赵匡鉴广政四年（941年）亲撰的《颁令箴》中摘取16字官箴的《戒石铭》曰“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孟子认为“官”必须“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所以“民本思想”虽是从君主的角度思考为起点，以保有统治权为目的，对官员的要求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施民所欲，去民所恶”，目的在得到人民的信任和维护，历朝历代的中国人也是以“民本思想”来评价朝代的优劣。从西方政治学来看“民本思想”的缺失是没有思考统治者权力的“合法性”问题。相对于民选政治的国家，领导者的权力来自人民选举，所以祇要在选前可以说服人民、讨好人民就可以获得权力，而公务员依法晋用，奉公守法，依法行事，没有也毋需要服务人民，或是公务员是人民公仆的意识，因为西方社会视政治为必要之恶，所以政府是管事越少越好，中西之间不同的政治思考方式，形成了社会对政府不同的期待。这种意识下建立的政府在平时没有太大问题，但是放在重大事故面前，政府的能力表现，就会出现麻烦，自然更影响人民对政府的信赖。从“新冠疫情”的因应来看，民主国家都遭遇不同程度的灾难，尤其是美国的疫情治理与其国家形象的强烈反差，所显示的就不仅仅是制度的差异，更是中西方政治文化的本质不同。然而立足在“新冠疫情”这种灾害具有世界性的危机，一国之不治即是全球之不治，所以实行西方民主的国家确实必须政治调整，必须政治改革，否则危害的不仅仅是有疫情国家而是世界。民主政治如何吸收民本思想政治理念，以便在权力“合法性”设计之外，提升政府的主动为人民服务意识，取得人民对政府信任，应该是民主制度必须改革的方向。
第二、“治理”之方：此处所谓的“治理”是中国人所说的“治国理政”之意，换言之，把国家统治得很安全，把政治管理得很清明；国家安全是人民生存的基本要件，政治清明人民生活才能有发展，这是历朝历代中国的帝王“治国理政”的目标。从生存的角度来看，政府的首要职责就是提供人民“安全”不受任何的威胁，传统中国是以职业军人保家卫国，以经济、文化换取国家的安全；新世纪以来，由于国际间的交流日趋频繁，对国家内国民生存的安全威胁，就常常来自非传统安全的挑战，如动物界的疾病、全球气候变迁、重大的生态灾难、国际性的金融危机、能源危机、多元文化对民族文化的侵略、非法移民、恐怖主义、信息安全以及目前正在蔓延的各种流行病毒等，被称为“非传统安全”的威胁，而且在很大机率上其特征表现为“突发性重大事故”，于是国家在“生存”方面的能力考验也日趋复杂、严峻，所以习近平提出：“这次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我们一定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要针对这次疫情应对中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健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处理急难险重任务能力。”假如一个政府不能提供国民一个安全的生存环境，自然谈不上生活的幸福与否的问题，从世界面临的变局而言，各国政府的应变能力，就是各国制度治理的有效性的比较。
从生活的角度看，一旦生存有了保障，人们就开始追求生活的舒适，传统中国以农耕为主要生产力，因此相关制度表现在土地制度、租税制度、劳役制度以及农耕技艺，除最后一项农耕技艺毋需作为，其他的政策责任则全都是政府的责任，传统在治理祇要均田地，轻徭役、薄税赋，不违农时则士农工商、各行各业就能各安其位，各司其职；遇有天灾，如洪涝瘟疫，政府就有解救舒困之责。近代国家在发展议题上责任更重，政策的影响力更直接，一方面是政策的优劣，另一方面是政策的适应力和持续力；以当今的人类发展经验来看，如果政策制定是科学的，大致都能促进国家的发展，关键是适应力和持续力，有的国家制度下一切作为都会不断随着领导人的更替而改变，则发展的结果必受到影响。反之发展的结果一定比较显着。对人民而言，“治国理政”是政治的本质，也是人类政治生活的唯一理由，其正当性、合法性是更优先的，换言之，“治国理政”的好坏是优先于权力的来源的合法性，这正是现今的西方式民主制度必须重新思考的政治理论性问题。
第三、长治之道：“长治久安”可能是人们对世界、对政治的期待，那么如何才得以“长治久安”呢？西方政治学的解答是建立“制度”，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指出，三权分立的国家体制有利于政治自由，是保障国家繁荣稳定和人民生活自由的重要条件。美国的汉密尔顿相信“没有分权，就没有自由；国家需要分权、机构需要彼此制衡才能长治久安”。⑦有了“制度”，人人依制度而行，所以“制度”建设对“长治久安”确实有一定的作用，然而“制度”本身如何保证其长效？因为凡人所设计的制度必有局限，由于任何“制度”必然在时、空条件下产生，从而也必然受到时、空条件限制，那么时空变化之后，如何可以用旧制度保证新时代之“治”、“安”？所以立意虽好，限制也很大。中国人也将“长治久安”视为经国理政的追求，汉书·贾谊传说“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这是中国人的答案，“建势成业”，“势”是动态的，而最大的“势”是“天”，易经说“天行健”，中国人对“天”有着特别的诠释，⑧“天”既是可以相对于“地”的，天文学所章指的无边无际的宇宙，如王阳明诗“若人有眼大如天”；也可以是中国人的宗教感及信仰的寄托，俗语“苍天有眼”；也可以是中国人心目中的自然“法则”或“道”，如天理昭昭、天理难容。中国人做人处事都要求“敬天法祖”，学习自然的道，转为一切典章制度，依据自然法则，才是最能持久，也最能灵活应变的，因为人祇是大自然亿万物种之一，人类与自然处于永恒和谐的自然秩序之中，才是长久之道。但是“天不语”，人又如何知“天”的“法则”呢？当然可以观察研究，那么“天”的“法则”如何落实于人，那就要“应人”，尚书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总之“顺天应人”的制度、法则才能“长治久安”。
另外，中国人也深知“徒法不是以自行”，实践制度的“人”也是长治久安的关键，所以同时是美国的制度，可以有华盛顿、林肯、小罗斯福等比较能干的总统，但毫无疑问出现了小布希，尤其是现任的川普，更是荒腔走板、误国误民之人；所以如何保证“人”的问题也是“长治久安”的关键之所在，在西方政治学中没有特别的关注，在中国对领导人、对干部的培养十分注意，对领导人，古代王朝为了教育、辅导太子，还设置了专属的职官制度，根据《通典·职官·东宫官》记载，当时职官有师、保、太傅、少傅。太傅、少傅的职责是使太子知晓君臣父子之道，“师”是要教其做事之能和立世之德，而“保”的职责是“慎其身”。至于官吏自古就是举荐、察举，隋朝更是制定了“考选”之制，当然，这也不能保证一定完美，但至少受过教育的皇帝和官僚在治理的能力上是没有问题的。总之，面对当今主要的民选式民主政权出现“治理赤字”、“发展赤字”的国家，世界出现“和平赤字”、“理性赤字”的国际关系时刻，回顾中国传统政治的智慧，结合当代的知识，应该是深具启发意义，以此角度来审视当前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尤其是“政治学”，则更有探究之必要。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研究
以往我们熟悉的现代政治学的许多思考，本质都是立足在西方资本主义这个经济基础之上，正如亚当·史密斯所说的“追逐个人私利有助于实现公共福祉”，这个资本主义的经济是以“私有制”的利益为基础，政治作为经济上层建筑，一切都以维护“私有制”的利益和权益为出发点，在价值观方面也以个人主义为崇尚，西方国家所吹嘘的所谓普世价值“自由”、“平等”的人权，也是围绕着个人主义所衍生的权力。虽然西方国家还给这些权力配上法律的框架，然而并禁不了贪婪的人性，并不能一如资本主义最初的假设那样，在经济领域中“个人利益”的追逐，最终汇总为公众的利益，在政治领域过度强调个人主义的主张，更容易演变为理所当然地以私害公；所以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在开始之时，确实可以透过激发个人利益的动机转化为动力，推动社会的变革。但是最终必然异化为社会再变革的阻力。异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将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对立起来，个人主义认为“整体而言，对于公共利益大致存在着两种呈一定对峙关系的理解方式。
第一种理解方式认为，公共利益祇能是每一个人所感知的私利或个人利益之交集或集合，在个人利益之外即无公共利益可言。第二种理解方式则认为，公共利益固然反映了社群的整体利益及长远利益，但亦可能损及特定社会成员之利益，亦即也可能是以部分成员之某种克制或牺牲为代价。对倡议中庸之道的中国人而言，认为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之间，不是对立的，而是相对存在，辩证地存在，换言之，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是一体的两面，国家既要也必须同时维护个人的权力和权利，也要促进集体的安全和发展，在中国人看来这原本就是国家该做的事，二者之间并不冲突。当然也有些事在优先顺序上会出现互排性，在此情况下，中国文化的价值观中，优先选项通常是集体为先，因为中国人的思惟方式就是偏向“由大而小，由上而下，由内而外”的顺序逻辑，所以“没有国哪有家”、“国仇未报，何以家为”对中国人而言，是自然之理，是理所当然，不证自明的事。由此出发，中国人在处理“政治”时，主要的对像是集体的“人民”，而非个别的“人”。
晚清以来，中国开启了现代化的历程，在现代化的生发与建构中，中国人的现代性亦在现代化进程中逐步塑造，而在近代中国的仁人志士或是政党的现代化努力，不论是向资本主义的路径取经或是向马克思主义的路径取经，除了形式上的器物、制度的模仿、移植之外，在内在的价值观方面，西方的思想都是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资本主义部分一如前述，而马克思主义强调阶级，“阶级解放”是“个人”的解放的前提，但其终极的目的还是在“人”的真正解放，人的“全面自由”才是马克思的根本目标和终极关怀，为其后的中国国民党用之于台湾的现代化建设之中。中国共产党师法马克思主义，透过先集体后个人的价值模式建设中国大陆的现代化，在两岸的中国人现代化过程中，透过不同途径的现代化历程，本质上都是西方移植而来，但是塑造民族现代性方面，中国大陆偏向集体主义，而台湾则偏个人主义。九十年代以来，台湾则进一步抄袭西方的制度，延用至今。在中国大陆自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就开始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时至今日，中国的政治学已经开始逐步探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学，例如，其大框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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