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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教授，全球共同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赵可金（中评社 李娜摄） |
“一国两制”实际上有一个大概念和一个小概念。小概念就是基本方针政策，《基本法》写了保持香港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即便修改《基本法》，都不得跟这个相抵触，这就构成了一个修改限制。陈端洪表示，任何国家的具体政策，都会因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经济危机进行调整，具体政策很灵活的。从根本、大的层面上来讲，中央也反覆强调，坚持“一国两制”不会变、不动摇，至于修改《基本法》，香港《基本法》第159条规定写的非常清楚，启动权或者提案权是要具备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香港特别行政区这三个主体。但他强调，此次香港事件与修改《基本法》有何直接联系？
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巩固依赖国家支持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一国两制法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田飞龙表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获得，与回归时所设定的“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紧密相关，如果没有这个制度安排，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不仅难以得到维持，更难以得到巩固和加强。
回顾1997年香港回归到现在，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其实受到了不同力量或者不同形式的干扰和冲击，有些是基于经济目的，比如说国际游资大资本做空；有些是基于政治目的，利用金融中心进行政治要挟。比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2014年非法“占中”运动、2019年的“反修例”运动。1997和2008显然是偏向于全球游动资本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冲击，是为了金融套利。2014年非法“占中”和2019年的“反修例”有明显的政治目的。
历次香港金融体系遭遇到的重大冲击，中央政府是怎么做的？田飞龙介绍道，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时，内地经济非常困难，但我们几乎倾其所有、不遗余力地支持香港救市，使得在回归之初，中国政府、中国的金融监管机构与香港的金融监管机构、香港社会之间结成了紧密的金融安全的命运共同体。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同样波及香港，如果没有内地经济的坚挺和稳定，相信香港各个阶层和香港社会也会受到很大的损失，但是因为背靠内地的市场和国家的支持，香港安然度过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2014、2019年的政治目的就非常明显了，以“一国两制”所保障的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来反向要挟或者威胁“一国两制”，这是个很滑稽的逻辑。他们追求的实际上是跟自己利益相违反的、不正常的、不理性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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