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5月18日电／国有企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顶梁柱”，不仅为中国经济稳定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支撑，同时也是维护中国经济独立和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未来国企改革应优化国有资本结构，发挥国有企业的上下游产业链稳定作用；提升国有企业运行效率，加强国有企业的“顶梁柱”作用；加强国企民企合作，强化国有企业的“压舱石”作用；提升国有企业创新力，加强国有企业创新外溢。
国有企业发展背景及现状
首先，国有企业的经济地位。
坚持公有制经济主体和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是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前提保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核心和基石。国有企业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许多国有企业在经济体量和技术质量上具有明显优势，有着更强的风险抵御能力。当前，随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逐步向好，各地国有企业带头复工复产，向其他市场主体传达积极信号，最大程度地给予民营企业复工复产的信心，从而发挥了国民经济“稳定器”的作用。
其次，国有企业的改革进程。
1978年以来，国有企业经历了一系列改革。总结来看，国有企业改革主要有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78-1992年的“放权让利”和承包责任制改革；第二阶段是1993-2003年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抓大放小”引入竞争淘汰机制，提升国有企业的市场效率；第三阶段是2003-2012年的国有资本管理和深化产权制度改革，2003年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国资委”）的成立使得国有企业改革进入深化阶段；第四阶段为2013年以来的以管资本为主推进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职能转变，涉及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的改革。从扩大自主权、厂长负责制、内部经营承包制，到实行公司制股份制，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的融合度不断提升，经营效率大为改善。
最后，国有企业的宏观调控机制。
国有企业的宏观效率主要体现在技术创新外溢和宏观经济稳定方面。首先，国有企业在技术模仿、技术扩散和技术赶超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国有企业比民营企业从事了更多的基础性研究，是创新溢出的“净输出方”，而民营企业为创新溢出的最大受益者。其次，国有企业承担着维护宏观经济稳定、提供社会福利和公共品等政治目标。国有经济投资具有波动性小、逆周期性等特征，而非国有经济投资具有明显的顺周期性特征，即国有经济投资发挥了稳定宏观经济的功能。考虑国有企业的经济外部性和社会服务供给后，国有企业的宏观效率处于较高水平。
国有企业的逆周期调节效应不仅体现在自身经营的稳定性上，也表现在对其他经营主体的外部性影响上。例如，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国有企业通过多种途径帮扶中小企业，发挥经济“稳定器”功能。一方面，国有企业积极减免中小企业租金，帮助其快速回笼资金，保障企业的现金流和投资流。另一方面，很多大型国有企业建立了“一对一”“一对多”帮扶机制，在产业链合作方面给予上下游企业很大的支持，帮助其应对负外部性冲击。
国有企业的逆周期调节效应
首先，国有企业的逆周期调节表现。
国有企业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表现出显着的逆周期调节作用。具体而言，国有企业在经济增速下滑时期显着提高了行业内非国有企业的生产业绩（总产出和生产效率）和销售业绩（总销售和出口），从而稳定了非国有经济主体的生产经营。国有企业比重较高意味着该行业产业链遭受的外部冲击相对较小，从而保障了产业链上下游非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因此，国有企业一定程度上充当了稳定经济发展的“调节器”。
其次，国有企业的逆周期调节机制。
在2008年金融危机暴发之前，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的固定资产投资呈不断扩大的趋势，且主要是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在稳步上升，非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则较为稳定。然而，在2008年后，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保持了原有的上升趋势，非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水平也明显上升，并且两类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变动趋势基本保持一致。非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上升极有可能与国有企业有关。研究发现，国有企业的逆周期调节主要通过稳定行业内非国有企业的资金流和投资流来发挥作用。
国有单位的就业规模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暴发前后经历了持续下降到不断上升的明显转折，表明国有企业在外部冲击背景下会吸纳更多就业，发挥其“稳就业”的社会责任。与国有企业不同的是，除2010年外，其他单位就业规模整体保持了上升趋势，且在2008年前后增长趋势没有明显的变化。
国有企业的资金链保障效应
首先，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融资状况。
就现金持有规模来看，2003年以来，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平均现金持有规模整体呈上升趋势；2008年金融危机暴发后，两类企业的现金持有规模有所下降，之后恢复快速上升的态势。其次，相较而言，国有企业的平均现金持有规模高于非国有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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