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条例》《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检查和责任追究办法》《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执行责任制规定（试行）》等颁布实施。
宋伟认为，这些党内法规的颁布实施，既说明我国党内法规进一步完善，为权力制约提供了新的制度支撑，同时说明中央更加注重从制度完善角度降低腐败风险，逐步推动反腐败治本效果。
在宋伟看来，还需要突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我国法治反腐、制度反腐的重大意义，“为反腐败制度体系完善提供了新的动力和指南，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提供了顶层设计”。
杜治洲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等党内法规母法的颁布，为党内法规的制定和执行提供了权威依据。修订《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聚焦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着力提高党的问责工作的政治性、精准性、实效性，“反腐败法制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
在庄德水看来，这些党内法规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也为整个监察体制改革提供了制度保障，着力建立健全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监察法律体系，推动制度反腐、法治防腐。
庄德水还提醒说，在我国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的基础上，结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我们需要跳出反腐败成绩单看待我国的反腐败工作。
“我们通过党的十八大以来正风肃纪、惩治腐败，大大削减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同时建立健全反腐败制度，使权力的运行和监督程序化、制度化，所以现在应该到了总结和提炼我国所采取的反腐败战略、策略、措施的中国经验的时候，构建廉洁自信，与‘四个自信’并行。”庄德水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