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滥用权力、谋取私利。通过打招呼，帮助关系密切的私营企业加入省精准扶贫试点项目，获得4200万元扶贫资金投资。不顾有关职能部门反对，将数百亿元省产业扶贫基金，交由亲属任职的公司运营管理，为其提拔积累资本、铺路开道。
安徽省阜阳市在脱贫攻坚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案是政绩观严重错位、只要“面子”不顾“里子”的典型。时任市委主要领导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在脱贫攻坚、城市建设中大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造成严重的政治和社会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
一是“刷白墙”造政绩。在明知贫困村即将整体搬迁的情况下，仍要求刷白墙体来应对检查考核，在中央和省委明确要求整改后仍不“叫停”，造成一些地方“屋外刷白墙、屋内不改造”，“临街刷白墙、街后一片脏”，仅一乡镇“刷白墙”就花费财政资金395万余元。
二是“堆盆景”立“标杆”。主导推动市、县政府职能部门汇集资金2700万余元、民营企业出资1900万余元，在2个月内将一深度贫困村打造为“脱贫标杆村”，要求新闻媒体集中报道，组织各县市区学习观摩。
三是“造声势”掩真相。以宣传到位代替工作到位，多次提出“宣传主要目的就是迎接检查、应付考评”、“要有大标语、大口号”、“搞冲击力强的大广告牌”。主政市在短短10个月时间，仅扶贫领域制作标牌标语，就花费财政资金2200万余元。
冯新柱案，安徽省阜阳市在脱贫攻坚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案不是个案。党的十九大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29.1万个，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40.4万人，其中给予党纪政务处分19.6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曝光典型案例34起，其中专题通报曝光4批29件。剖析分析这些案例，发现以下突出问题：有的贯彻落实党中央脱贫攻坚重大决策部署态度不坚决、工作不扎实，履责不力、监管不严，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有的在扶贫项目资金规划使用中贪污侵占、截留挪用、冒领私分、挥霍浪费、优亲厚友；有的在扶贫政策制定执行中徇私舞弊、吃拿卡要、盘剥克扣、乱收乱摊；有的在扶贫任务推进落实中作风漂浮，把“痕迹”当“政绩”，搞数字脱贫、虚假脱贫；有的脱离实际，盲目举债上项目，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有的出现疲劳厌战、松劲懈怠情绪，验收摘帽后“一放了之”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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