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认为,相比较而言，宏观政策的重头戏应该放在财政政策方面。关于财政政策，先要想清楚三件事情。首先，经合组织为财政健康划过两道边界线，一是财政赤字不超过GDP的3%，二是公共债务低于GDP的60%，这两条线的关键是政府的整体资产负债表，僵硬地死守3%的赤字率，可能没有必要。其次，中央、地方的财政要算总账，过去几年中央财政扩大赤字，但地方平台融资收缩，总体看来政府的总开支不仅没有扩张，反而还减少了。最后，财政扩张不能总是重复“铁公机”那老一套，这次应对疫情尤其如此，宏观政策要稳增长，但更关键的是要稳民生、稳社会。参照美国在全球危机期间的做法，国务院或许可以经全国人大授权，建立一个专项的紧急“救助基金”。
具体可以考虑在如下五个方面采取一些措施：第一，央行应该适度放松货币政策，包括增加注入流动性与引导LPR往下走。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有利于缓解企业的财务压力，扩大融资规模，降低资金成本。财政与监管部门也应该支持金融机构加快处置不良资产，补充资本金，这样才能让金融机构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需要注意的是，政府不宜强制要求金融机构为困难的中小企业增加贷款，尤其不能行政命令降低贷款利率。若有需要，财政部门可以考虑为困难企业的贷款提供临时性的贴息。第二，为新经济渠道提供各种政策支持，增加网络消费。与2003年非典时期相比，新经济形态已经成为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网购已经占到社会零售总额的20%以上，这为化解疫情冲击提供了缓冲空间。老百姓不出门，可以叫外卖，在京东、淘宝购物，甚至到网上看新电影《囧妈》。但所有这些服务仍然需要人来提供，包括加工、投递。如果政府可以为这些新经济渠道提供防护、消毒器材，甚至经济补贴，可以帮助降低疫情对消费的冲击。第三，为中小企业提供税收等优惠，帮助它们度过难关。许多中小企业的经营状况本来已经岌岌可危，这次受到疫情的影响，也许会让相当一部分餐饮、交通、旅游、零售、制造等领域的中小企业更加难过，甚至一些大型企业也可能遭遇很大的财务困难，但这些困难很可能都是暂时的。政府应该考虑采取一些措施缓解所有这些企业的困境，比如大规模地减免它们的税收，甚至为部分企业提供一次性的补贴。第四，帮助受疫情冲击而失去工作的人员，特别是缺乏良好的社会保障的农民工。过去农村是农民工的蓄水池，城市经济形势好，大家都出来打工，万一经济形势不好，很多农民工就会暂时返乡。但现在这样的功能越来越弱，无论是在城市就业多年的年长一些的农民工，还是年轻一代的农民工，大多很难长期回乡生活。政府的帮助可以形式多样，包括帮助安排返乡，就地寻找再就业的机会，甚至提供临时性的生活补助。最后，有针对性地增加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包括医院、学校和城市交通。这次疫情暴露出一个问题，即在大部分中部地区城市包括武汉，人均医疗设施偏少。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靠提高管理水平，但同时也应该抓紧时间补短板，多建一些医院。最近全国开始推开户口制度改革，特别是在地级市层面，将来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城，对于医疗、教育、交通和住房能力都可能构成挑战，政府应该未雨绸缪，降低未来公共卫生风险事件的概率。未来疫情发展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政府在制定相应的宏观经济对策的时候可以考虑分步走，将来根据进展渐次推出。如果在两周内疫情真的控制住了，那么只需采取一些短期的补助与减税即可，如果疫情延续较长时间甚至不断恶化，那就可能需要规模大、力度大的刺激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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