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过程也是解放干部思想的过程，提高他们对改革开放的认识”
新京报：退休后你将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扶贫工作中去，是什么缘由？
何载：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从小与农民有着深厚感情。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农村还有2.5亿多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国家除用行政力量大力扶贫外，还动员社会力量参与。
我觉得老同志也要行动起来做些事情。在一些老同志建议下，我们组织成立了中国扶贫基金会，李先念任名誉会长，项南任会长，林乎加任顾问，我后来任常务副会长。
新京报：基金会是如何开展工作的？
何载：当时扶贫和现在很不一样。最开始基金会筹到钱后碰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当地人没有脱贫的志向。在甘肃定西，常年乾旱，吃不上水，我们动员村民搬到有水的地方。但村民说“我爷爷、父亲都住在这里，我不搬，宁肯穷也不搬。”所以，我们提出口号“扶贫先扶志”，把志向端正。
随着扶贫工作深入，沂蒙山区人民提出了强烈要求：“给钱给物不如给个好干部”。在这种观点启发下，我和项南等同志就商定在先进地区和滞后地区间组织实行干部交流。经请示、呼吁、奔波、商谈，决定先从苏南和陕南32个县开始，每县派出2人。为了扬长补短，规定江苏干部去陕南任正职书记，陕南干部去江苏任副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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