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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进党重返执政与两岸关系的转型:从功能交流到政治干预
http://www.CRNTT.com   2016-07-27 15:43:47


“和平发展”是过去八年两岸关系发展演进的主要特征。
  中评社╱题:“民进党重返执政与两岸关系的转型:从功能交流到政治干预” 作者:郑振清(北京),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和台湾研究院副教授、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兼任研究员,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16年6月号(总第222期)。

  “和平发展”(Peaceful Development)是过去八年(2008.5-2016.5)两岸关系发展演进的主要特征,这一点在海峡两岸殆无疑议。两岸红蓝绿三党虽然立场各异,矛盾重重,但都表态支持“两岸和平发展”的美好概念。不过,在多种先天的政治经济条件的约束之下,两岸三党对“和平发展”的立足点、侧重点和发展愿景却各有不同,为两岸政治经济的互动埋下了不少隐患。因此,即便未来的历史学家将两岸关系发展历程中这段宝贵的八年冠名为“和平发展时期”,概括其推进经济合作、扩大社会交流、维持“外交休兵”等功能性交流成果,也不能掩盖其间两岸政经分离、国家认同冲突等深刻的问题。

  本文简要分析“两岸和平发展”从理念到实践的贡献,透视其新功能主义的内涵及局限,同时探索今后两岸关系中“政治干预”增强的趋势。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从理念到实践 

  1985年3月,邓小平首次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两大全球性战略问题”,此后,“和平发展”论述主要使用于中国的对外政策与国际形势分析上。在两岸关系领域,大陆首次提出“和平发展”论述是2005年4月“胡连会”公布的“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但由于当时国民党只是在野党,“胡连会”建立的“国共论坛”只是就推动两岸经贸文化联系提出倡议。2007年10月,“构建两岸和平发展框架”写入中共十七大报告。从此,国际事务上的“和平发展”、两岸关系上的“和平发展”与国内的“和谐社会”建设构成了当代中国的“三和”战略,代表了当代中国领导层整合内政、外交与两岸的新的政治观和价值观,是一种以“发展”为核心、以“和平”为基础的新政治经济秩序。这是自十八世纪末清朝乾隆皇帝以来两百余年所丧失的整合内外两个大局的系统性思维。

  2008年底,胡锦涛对台六点讲话标志着国共两党同时以两岸执政党的身份携手启动“和平发展”的实践进程。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巩固和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基础”。八年来,马英九和国民党高层承认“九二共识”,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基于此两岸官方不断推进各项交流协商与合作,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蔡英文和民进党发言人的口径一般为支持“两岸和平稳定发展”,近年来则主张要“维持(两岸)现状”。

  两岸和平发展从政党理念论述到两岸政治经济社会实践的展开,是有历史背景和现实政治经济基础的。对大陆来说,陈水扁时期两岸关系的曲折教训表明,要“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实现“和平统一”,必须要有一个以“争取台湾民心”为主要任务的过渡时期,此即“两岸和平发展”阶段。在这个过渡阶段,大陆必须坚持两岸同属一中的“九二共识”,排除台独分裂势力的干扰,描绘出务实的两岸经济社会文化合作路线图。“争取台湾民心”这个主要任务的具体内涵为:在两岸共同发展中厚植共同利益,同时促进两岸社会、文化和教育交流,不断积累政治互信,不断增进共同的国家认同。 

  两岸交流:新功能主义内涵及其薄弱环节

  2016年是一个转折,马英九谢幕,蔡英文上台。两岸和平发展的八年进程中,既有成果,也有局限和不足,有必要进行系统分析。近年来,源自欧盟形成过程的新功能主义(neo-functionalism)和“统合理论”(integration theory)常被学者运用来概括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成果,其主要内涵是指通过跨国/跨境的经济技术交流合作与“外溢”效应,发挥政商精英的引导力,促进跨国/跨境职能部门的合作与政策协调,最终形成政治共同体,建立某种超国家机构。八年来,大陆坚持“九二共识”的政治原则,与马英九当局达成“先经后政、先易后难”的协商工作模式。两岸通过海协会、海基会协商签署了23项协议并达成多项共识,实现了“三通”、ECFA和经济合作制度化,建立起国台办和陆委会的职能部门直接交往协商,并且在2015年11月实现了“习马会”,成为六十多年来两岸关系发展的重要里程碑。这些成果都被认为是符合统合论的理论预期的,因此验证了统合论的适用性。根据2015年杜克大学和政治大学合作开展的“台湾民意与两岸关系”问卷抽样调查,台湾民意“支持”和“非常支持”在“一中各表”的原则下推进两岸交流的比例合计达到53%(参见图1)。而且,在2015年11月初台湾选战激烈的时期,表达应“加强与大陆的经贸联系”的抽样比例达到42%,远大于28%的主张“降低与大陆经贸联系”的比例(图2)。另一方面,大陆从事两岸关系研究的学者和研究人员虽然不像有的台湾学者(特别是台湾大学政治系张亚中教授)那样系统地从事“两岸统合论”的理论研究和政策倡导,但是据访谈瞭解,很多人还是认可借鉴统合模式的,并视之为促进国家和平统一的可行路径。

  不过,倡导“两岸统合、一中同表”的原国民党参选人洪秀柱在选战中途遭到同党撤换,而民进党蔡英文虽然提出“维持现状”却不愿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打击了两岸统合的现实进程和理论探索。台湾的政治现实说明,源自欧洲经验的统合论与两岸关系现实存在着较大落差,特别是在国家认同问题上的大幅落差。二战后欧洲国家的统合,是在基本消灭重大安全威胁之后,通过逐步让渡主权推出共享的利益政策,促进各国的协同发展,并且在维持各自国家认同的基础上,形成超国家的共同的欧洲认同。在欧洲统合过程中实现的两德统一,是外部因素(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垮台)和内部因素(西德维持对东德的经济优势、民族认同和制度吸纳)共起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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