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大湾区“通而不畅” 封关近一年暴露出两地治理机制短板
束沐引用中医名言“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他认为，两地之间人流、物流的硬件交通设施非常齐全，但香港社会对两地合作的“痛点”数不胜数，这说明现有的“通”还属于低层次、低水准的“基本款”，距离“畅”以及“融合发展”的客观形势和主观要求还差得很远。他还列举了日前港澳研究会分析报告所归纳出的粤港澳大湾区现存问题，认为现存问题都可以归结为“畅通”的问题。
“为何近年来两地民众心理距离越来越远？不仅是港人对内地的亲近感、认同感更趋冷漠，内地民众对香港的好感度也不断下降？”他表示，“民心相通”才是“畅通”的根本宗旨。民心相通不是靠简单的“民心工程”，而是靠和风细雨的深耕细作，需要有政治定力和历史耐心，不求眼前或短期的成效。他认为，两地合作不仅只着眼于基础建设、产业政策，更关键在于人居环境。他提议借鉴福建作为台胞“第一家园”的概念，应该把以深圳为首的大湾区九市作为港人“第一家园”。换言之，港人到大湾区要有“家”的感觉、“家”的便利、“家”的认同。
束沐以民间团体奔走促成“港人送药”议题为例，表示大半年来疫情造成的“封关”虽然是无奈之举，但借此暴露出两地在公共政策、公共服务衔接上出现的巨大短板和不足。他认为，多年来，两地建立了大量行政机构的交流、对接、合作机制，“我们并不缺机制平台，缺的是可以整合职能、常态联系、积极解决问题和处理矛盾的机制。”
深港一体化大势所趋 应与香港“疏解非核心功能”同步
束沐认为，中央既然已经提出“融合发展”，那么在这个思维框架下，如何发挥“一国两制”优势下好“深港同城化”这盘棋，就应该纳入议程，也应具有充分正当性。他表示，相较于深圳是近40年内经过科学规划、周密论证、从零开始建设起来的崭新城市，香港的功能规划已经陷入“先天不足、后天畸形”的困局，并且深港两地规划从未有机衔接。例如与前海自贸区一海之隔的香港天水围、屯门只不过是以居住功能为主的卫星城，再如河套地区“起了大早赶了晚集”，香港科学园、数码港和深圳光明科学城也没有规划上的先行对接。
“港深一体化是历史必然”，束沐认为，至于如何推动、如何破题，可以考虑借鉴近年来内地城市治理里面“疏解非核心功能”、治疗“大城市病”的方式。他说，香港应该整理出一份清单，从国家和大湾区的角度梳理出，哪些属于核心功能、哪些属于非核心功能，非核心功能可以创造条件、提供政策诱因，与深圳的产业规划相衔接，鼓励深圳或大湾区成为香港非核心功能的疏解目的地、承接地、发展地，进而带动上文提及的公共服务普惠化、均等化、便捷化。
他倡议，深港同城化关键在于错位发展、互补发展，香港疏解非核心功能应与深圳“东进战略”相衔接。近年来，深圳的城市规划已经逐渐形成了“核心西移、功能东进”的基本格局，即金融、科创等核心功能以西部为基地，而养老、旅游、教育等其他产业则依托东部现有资源协同发展。束沐介绍，深圳东部生态环境好、后发优势明显、待盘活利用的存量工业用地多，目前已有龙岗大学城、盐田生物科技集群、坪山高新区等现有规划。而这正是香港将目前拥有的具有优势但属于非核心功能的教育、医疗、养老等产业的承接地、对接地、发展地。
“内地港人社区”本末倒置 以“新三通”丰富一国两制实践
束沐注意到，香港舆论时不时会兴起一阵所谓“内地港人社区”的讨论，但他认为这个建议其实有“本末倒置”的问题。他说，“港人社区”并非是先起楼、再量身定做一套符合港人生活方式的社区服务，而是先把与香港公共或私人服务资源投放至内地，再产生群聚效应。这样既能缓解长期以来内地游客为了奶粉、疫苗、体检而涌入香港核心区带来的问题，让内地民众在大湾区就能享受优质资源，又能促进更多港人北上享受与香港本地同等乃至更好品质、与香港福利制度相对接、还与深圳当地社会保障制度衔接的公共服务，让更多港人以深圳为家、把港深同城化视为自然。
他建议，善用大湾区坚持和丰富“一国两制”实践的创新政策空间，探索“新三通”的体制机制。一要“税制通”，低税费环境始终是利好创新、激发企业积极性的重要诱因，香港的低税率是长期以来吸引国际人才、企业的核心优势，也是值得内地借鉴、对标的营商标准，建议以深圳为首先行先试在大湾区部分地区、部分行业、部分人才实行与香港趋同的税务制度。二要“数据通”，抢抓中央文件中“支持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数据平台”的政策利好，在安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探索两地数据安全跨境流动，在“经济特区”下建立“数据特区”。三要“保障通”，在鼓励和支持港资医疗、托幼、教育、养老机构在大湾区设立机构的同时，力争同步与香港现有公共社会福利制度无缝接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