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部分内需的下降是因为针对消费限制造成的消费下降，部分是因为就业状态和就业质量变化造成收入下降，从而带来了消费下降。前一种下降取消消费限制后就会恢复，而后者却不能。比如，4月份限制人员流动和限制消费的各种措施取消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幅度收窄。但是因为就业数量和质量下降，导致居民收入变化引起的内需下降，不会随着复工复产复商复市就能自动恢复，需要中央和地方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扩大内需。
但是，采取任何刺激消费的财政政策都需要付出高昂的成本。经济下行时期，政府的财政收入也下降，甚至需要通过发债的方式来筹措资金，因此必须权衡各种刺激消费的财政政策的成本和收益。简单来说，应该选择那些成本较低且效果较好的政策。
笔者曾与合作者研究过刺激消费的财政政策针对疫情后如何选择刺激消费的财政政策，提出以下个人观点供探讨：
刺激消费的财政政策应尽量避免采取对某类产品进行定向价格补贴的方式，尤其是对于耐用消费品的补贴应非常慎重。
这是因为：首先，这些补贴项目往往耗资巨大，相同金额的财政资金如果用于其他刺激消费的政策，或能取得更好的效果；其次，由于耐用品长期需求缺乏弹性，短期富有弹性，补贴可能使得耐用消费品生产企业的短期需求快速上涨，但长期需求却变化不大，从而造成行业产能短期扩张后，即面临产能过剩的问题，不利于淘汰落后产能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再次，对某类产品的价格补贴还会对其他行业带来负面的溢出效应。因为耐用消费品的提前消费会透支消费者的收入，降低了消费者购买其他商品的能力。此前中国的“家电下乡”并没有能够促进社会总体消费的增长，美国的“现金换旧车”项目实施后的10个月内汽车销售总量没有增加，销售总收入反而减少，都印证了这一点。从这些价格补贴项目的环境效应来看，补贴对减少排放的效应也达不到预期效果。对中国节能车补贴的研究也显示大量获补贴的人都是原来计划购买节能车的，或者计划购买低油耗汽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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