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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社北京4月15日电／据大公报报道，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来港进行为期6天的考察，备受全港社会各界和市民的关注。昨日，是夏宝龙来港考察的第二天，也是他深入香港社区调研的第一天。一大早，他风尘仆仆来到九龙湾一间酒楼，他除了品尝港式早茶外，更主要的是他约见了10多位区议员、地区关爱队、地区“三会”骨干、民政专员、基层代表等街坊居民交流，与行政长官李家超、香港中联办主任郑雁雄一起，全面了解了香港基层一线工作人员的工作状况和喜怒哀乐。随后，夏宝龙马不停蹄地到位于石硖尾的深水埗地区康健中心考察，看望香港长者；下午，夏宝龙走访了香港终审法院和律师会，与香港法律界人士深入交流。傍晚，夏宝龙兴致勃勃地出席了香港特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座谈会，与代表委员畅谈“一国两制”美好愿景。
与夏宝龙近距离交流互动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普通市民和工作人员均感受到，夏宝龙平易近人，也非常健谈，说话接地气、有真情、据实理。他多次询问一些非常细节的问题，可以看出，他对香港治理的点点滴滴都非常留意、熟悉和用心。
从日程安排来看，夏宝龙此次香港考察的活动非常丰富，涵盖了政治、经济、社会、民生、文化、科创、青年等方方面面。由此可以看出，作为中央主管港澳事务的重要官员，夏宝龙来港考察和调研，旨在落实习近平主席对港系列讲话精神和中央治港方略，进一步推动“香港治理”更加完善，以适应“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局。
“香港治理”是国家治理重要组成部分
香港市民看香港时往往局限于“一域”；中央看香港，则“站在全局看一域”、“面向未来看一域”。习近平主席早就提出，要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香港治理”则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非常重要。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香港治理”事关730多万港人福祉。以“一国两制”方式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初衷就是为保障港人福祉。香港的社会制度不变，港人生活方式不变，香港法律制度基本不变。这“三个不变”正是为保障港人福祉制定的大原则。香港保持长期繁荣稳定，市民就能安居乐业，这是中央的最大心愿，从未改变。＜nextpage＞
第二，“香港治理”事关国家发展战略。香港具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特殊优势，是国际“自由港”，是中国唯一实行普通法的地区，这些优势具有不可替代性。香港治理得好，不仅香港受益，也会为国家引进外资、人民币国际化、内地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等方面提供有力支持。中央反复强调“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试想，如果没有香港参与，实现“两高”的难度将会增大。
第三，“香港治理”事关国家统一大业。中国是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当中，唯一尚未完全统一的国家，如果没有完成国家统一，谈何“现代化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因此，我们一定要实现两岸统一。“一国两制”的香港实践，必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台湾。如果香港治理得好，台湾民众对两岸统一就有信心，统一力量就会大于分裂的力量。
“香港治理”尚需继续优化和升级
香港国安法和新选举制度的实施，把“爱国者治港”落到了实处，三年来“香港治理”的成效很大。此次，从夏宝龙听取特区政府官员汇报、与香港管治团队成员交流、与特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互动，可以观察到他的关注点和思考点。这一切释放出很明显的信号：“香港治理”还须继续优化和升级。依笔者观察，“香港治理”还存在三个方面的不足。
第一，“两权”衔接不到位。依据基本法之规定，香港的高度自治权源于中央授权，“中央全面管治权”覆盖“香港高度自治权”。国安法和新选制实施后，“两权”衔接虽有进步，但仍有不少“缝隙”。比如“二十三条立法”至今没有落实；再如，香港某些法官对国安法的学习理解不准确，在黎智英聘请英国籍律师一事中就表现得比较突出。
第二，尚未找到破解“贫富差距拉大”问题的有效途径。香港的“坚尼系数”之高，在全球是少见的。一个社会贫富差距大到一定程度，底层社会的人们无论怎样努力奋斗，都无法改变命运，其后果就是“集体躺平”“集体摆烂”。这样是极其危险的，稍有风吹草动，就会出现动乱。李家超带领新一届政府班子就任九个月来，积极主动破解经济民生难题，但如何从根本上解决“贫富差距拉大”问题？现在还在摸索之中。＜nextpage＞
第三，提升国际竞争力面临多重挑战。时下，香港最大的变化，是全社会把主要精力汇聚到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上了，摆脱了“泛政治化”，这很值得点赞。但应看到，国际局势的不确定性在增加，香港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风险和挑战不小。以国际金融中心为例，新加坡“不东不西，亦东亦西，左右逢源”的优势，香港幷不具备。如果今后东西方阵营对抗加剧，波及香港，香港在巩固国际金融中心方面如何出招？这个问题同样值得深思。
打通“香港治理”的“最后一公里”
时下，“香港治理”的关键是打通“最后一公里”。重点是在“两权”衔接上着力。为此，必须在两个方面下功夫。
第一，全面准确地认识“中央全面管治权”。“中央的全面管治权”是全方位的，不仅体现在国防、外交等方面，也不仅落实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还包括对“香港高度自治权”的“监督权”。从法理上看，授权的一方有权监督被授权的一方，如果香港特区把“高度自治权”没有用好，引发民众不满、社会动荡，甚至对国家造成巨大损失，怎么办？中央完全有权监督。所以，“两权”绝对不是“平起平坐”的关系，“中央的全面管治权”高于“香港高度自治权”。
第二，不断完善“两权”衔接的制度。“中央的全面管治权”需要透过香港的法律制度、政权机构议事规则、社会团体的章程、公营和私营单位的管理规定等体现出来。比如，任何学校的管理规定，均不得以任何方式暗示、纵容、鼓励教师学生对抗“一国”原则。“修例风波”期间，有学校以“学术自由”为幌子，鼓励师生公开讨论、宣扬“港独”思想。学校的管理规定是“小规矩”，国家的法律是“大规矩”；“小规矩”不能破坏“大规矩”，这是基本底线。如今，香港社会表面上平静了，但让“小规矩”服从“大规矩”，这方面还有很多艰难复杂的工作要做，必须加一把劲。
担任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兼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的夏宝龙，具有十分丰富的中央和地方工作经历，既善于观大局、谋大事，又善于从细节中发现规律、寻找方法，夏宝龙这次考察香港，定会给“香港治理”带来新路径、新视野、新变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