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谭慧珠（中评资料图） |
中评社香港8月26日电／大公报刊文：众所周知，近两个多月香港因为修订《逃犯条例》，先是引发了大规模的市民上街游行反对，政府从善如流，暂缓这项工作，而且特首随后多次，在不同场合解释得非常直白，这项修例工作已经终止，不会再进行。但反对派和一些激进人士，在外部势力的配合下，借助大多数市民反对修例的情绪，不断挑动政府和市民之间的对立，将抗议性质向非法暴力方向转变，甚至冲击“一国两制”的底线，令他们的暴行带上了“颜色革命”的特征。而且暴力的形式越演越烈，已经有了恐怖主义的苗头。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今天回顾邓小平先生在1984年10月3日《会见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时的谈话》，以及在1987年4月16日《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讲话》两篇文献，就有了特别的意义。下面，我就自己重温邓先生两篇讲话，谈谈自己的心得体会。时间关系，重点谈三点。
要点1：香港今天的成就地位得益于“一国两制”
第一个要点，“一国两制”是国家对香港和澳门实行的惠港、利澳的国家政策的大倾斜。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允许同时存在资本主义制度，成功顺利完成港澳回归，完成两岸统一，这是“一国两制”的初心。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后无来者不敢说，但绝对是前无古人的。正如邓先生在接见基本法草委时讲话时指出的：“这是个新事物。这个新事物不是美国提出来的，不是日本提出来的，不是欧洲提出来的，也不是苏联提出来的，而是中国提出来的，这就叫做中国特色。”邓先生又说，正是因为“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才制定‘一国两制’的政策，才可以允许两种制度存在。没有点勇气是不行的，这个勇气来自人民的拥护，人民拥护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党的领导。”
香港享有的高度自治权，是全国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具有的，如果我们从一个比较的视角来看，甚至超过了一些联邦制国家的州的权力。香港特区享有极为广泛的行政管理权，涵盖经济、教育、科学、文化、体育、宗教、社会服务、社会治安、出入境管理等领域。此外，根据中央政府的授权，特区还享有一定的对外事务权。这其中财经方面的权力尤其重要，包括特区有自己的独立关税制度，特区税收不用上缴中央，有自己的独立的货币制度，港币可自由兑换，香港特区的土地虽然属于国家所有，但由特区政府管理，所有收益都用于特区自身。
香港特区还享有极为广泛的立法权，可以依照基本法制定民事、刑事、商事和诉讼程序等方各面适用于特别行政区的法律。香港原有法律除与基本法相违背而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无效外，予以保留。特区成立后，设立终审法院行使终审权，除了这点改变，原在香港实行的司法体制予以保留。
这些范围极为广泛的高度自治权，尤其是法治和独立的财经制度，为香港发展经济创造了有利条件，使香港成为国际贸易中心、物流中心、金融中心。这些全部都是“一国两制”带来的制度红利。
不仅如此，内地在供应香港食品、自来水、各类生活用品方面都是优先满足香港的需要，基础设施建设比如高铁、港珠澳大桥都是方便香港市民，帮助香港融入国家大的交通网络，便利港人出行，港人可以凭回乡证自由来往内地，没有入境内地的居住期限，而且国家还在不断方便港人在内地工作学习和生活。香港若没有祖国作后盾，连衣食住行都不能自给自足，更遑论成为成功的国际金融、贸易中心，一个亚洲的都会城市，一个充满活力和自由国际大都市。
回归后很多香港人自己没有意识到国家对香港已经由早前的“长期利用”改为“长期重用”，在经济、贸易、金融、两地交往等多个范畴给香港提供优惠政策，盼望港人人心回归，成为命运共同体。而港人另一个没有意识到的，是香港早就不是英美眼中那个能下金蛋的鹅了，外国对香港的态度也变了。香港人的西化生活方式和港人对英美不存戒心，对内地不存共识，在培养对国家的了解和感情上，不积极或不敢积极，结果是被外国势力渗入。早已潜伏的危机是美国把香港变成牵制中国发展的棋子，英国扮演美国的盟友和前香港统治者的角色指点香港政府的施政，加上香港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留下来的民主抗共分子出卖香港利益。再有，回归后深层次矛盾没有解决，反而因这些问题未能解决的民怨，藉逃犯条例修例的争议，酝酿起在政治上狂澜巨浪，令香港整个社会陷入动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