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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飞龙现场接受香港大学法律系教授陈弘毅提问。（中评社 兰忠伟摄） |
中评社香港9月22日电（记者 兰忠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田飞龙昨日以“宪制再平衡：香港的民主与法治”为题，在香港大学郑裕彤教学楼举办讲座。田飞龙在讲座中对香港宪制、一国两制的国家理性、占中分水岭与本土制宪冲动、依法治港与人大释法、法治巩固与民主再出发五个方面进行了系统的阐述。
田飞龙表示，香港基本法是“一国两制”的“道成肉身”，“一国”在基本法之内而不是之外。“一国两制”背后的国家理论是不清晰和不完备的，是立法者基于改革宪法思维的一种特别国家理性基础上的宪制决断，具有制度实验性质。
田飞龙亦认为香港存在对宪制误解的“天赋论”。他指出，第一，殖民国际性是香港现代性的核心构成，香港的资本主义来自英国殖民过程，香港与英国全球化体系的联系是天然而正当的。
第二，保育本土性是香港独立自主形成自身文化与生活方式的根据，这种本土性在回归前部分针对港英殖民统治但大体融洽合一，但与政治中国的观念沟通及认同一直未能有效建立。
第三，在法治认知上抬高《中英联合声明》与《香港人权法案条例》的宪制地位，高度依赖普通法传统及外籍法官，相对弱化基本法的国家法属性及至上性，或者有意将基本法渲染为“香港小宪法”而与中国宪法模糊隔离。
第四，对内地政治体制和国家发展持负面评价，以西方民主“优等生”的自觉意识推动香港自身乃至于大陆的民主化，是“俯视神州”而不是“北望神州”，这种精神状态严重妨碍了香港与国家的互动融合，进一步造成了香港人的精神虚妄和世界观的落后；
第五，将香港民主运动理解及建构为西方之“民主全球化”的一部分，将本土政治对抗与国际干预依赖相互糅合，长期遵循“向外借力”而不是“面向国家”的政改路线。
田飞龙强调，“一国两制”在香港有着某种奇特的“天赋论”色彩，所谓“借来的时光”被错置为“天赋的时光”，从而使港人对港英时代及香港本土性有着某种近乎崇拜性的想象和美化，这是香港本土主义的深刻历史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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