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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麟祥。（中评社 庄恭诚摄） |
中评社香港7月7日电（记者 庄恭诚）近年在世界上不少地方，“逆全球化”的情绪不断高涨，英国脱欧、特朗普在美国上台执政，以至玛琳•勒庞一度接近法国总统宝座，都是相关的显着例证。
2003年，俗称CEPA的《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正式实施。一般认为，这一经贸合作协议无疑为香港经济走出回归初期的低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在香港回归20周年的今日，内地与香港之间的关系和互动却成为香港社会的一大争议话题，其中一种观点认为，内地与香港之间经贸与融合的利益，大部分都流向了商家手中，普通百姓的收入水平却未见相应的提升，反而还要承受融合过程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例如人流增多、资源紧张和竞争加大。
主攻国际贸易（International Trade）、产业组织（Industrial Organization）和经济增长与发展（Economic Growth and Development）等领域研究的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学系教授黎麟祥，接受中评社专访时指出，香港社会对于同内地之间经贸与融合的抗拒，与国际上“逆全球化”的趋势具有相同的背景，即经贸合作与融合在总体上带来经济增长的同时，相关财富和利益在社会各阶层当中的分配并不均衡。
黎麟祥认为，政府应在再培训失业劳动力、教育思维转变和教育制度转型，以及制度性的利润分享和收入再分配等方面入手，思考和探讨如何应对经贸合作与融合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以下是专访全文——
中评社：近年世界不少地方都出现了“逆全球化”的趋势，原因何在？
黎麟祥：过去全球化的过程已经经历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可以说是很成功，得到了不少成果。
以中国为例，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开放开始到今天，一直都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参与国际贸易、吸引了许多外来投资。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亦参与到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当中，其中加工贸易成为帮助中国参与国际贸易的重要踏脚石，令中国形成了由出口带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这可以说是过去几十年全球化的趋势中最典型的一个例子，这种经济增长令中国数以亿计的人口脱离贫困，是人类历史上很少有的成就。
当然除了中国之外，其他大部分国家都参与到了全球化当中，由此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种“南北格局”，“南”指的是发展中国家，“北”指的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很明显通过全球化得到颇大益处，譬如中国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得益于国际贸易和全球价值链，向发达国家出口货物，赚取利益。发达国家同样亦得到很大益处，因为它们可以把很多生产的程序、一些劳动力密集的程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以此降低生产成本，使这些发达国家的产业更具竞争力。
然而在发达国家当中，这种全球化带来的益处并不均衡，直接得益、得益较多的往往是大商家、大企业，因为它们受益于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工，而作为劳动者、工人的个人，特别是非熟练的劳动力人口（Unskilled Labour），他们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容易受到冲击。也就是说，当发达国家的大商家和大企业放弃本国既有的劳动力，转而寻求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工，以降低成本，这些发达国家劳动力的需求自然就降低，他们的收入会随之下降，甚至失业，美国、西欧都是其中典型的例子。
因此，当全球化带来的利益未能均衡分配到社会各阶层的时候，那些受益较少甚至是利益受损的阶层，毫无疑问会对全球化产生质疑和抗拒。以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上台为例，支持他的很多选民都属于在全球化中受益较少或利益受损的阶层，即大城市以外的非熟练劳动力，他们的生活水准在全球化之下，某程度确实是不升反降的。
中评社：如果反观内地与香港之间的经贸互动，这其实也是一种跨经济体的贸易合作与融合，尤其是2003年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实行之后，似乎有些香港人觉得，所谓的经济利益、经济增长，并未能反映到自己的收入当中，反而有时在内地赴港人士增加的情况下，自己的生活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你怎样评价内地与香港之间的经贸互动？
黎麟祥：我觉得内地与香港之间经贸互动所带来的正反效应，与刚才提到的全球化所产生的情况很相似。香港一些非熟练的劳动力，同样在内地与香港之间的经贸互动之下受到了影响，以制造业为例，上世纪80年代香港企业把制造业的生产工序搬往内地珠三角地区之后，原本从事制造业的香港工人便宣告失业，除非他们愿意返回内地工作，但收入一定比不上原本在香港的水平，因为香港企业把制造业迁往内地，无非是看中内地的廉价劳工，以此降低成本。因此其实在香港企业成功降低成本、受益于内地与香港的经贸互动之时，香港的劳动力受到了直接的冲击，失去了工作，这也是一种受益不均衡的表现。
除了非熟练劳动力，由于香港在地理上紧贴内地，如今香港一些受过中等甚至大学教育的人士，在收入上亦可能受到两地往来增多的影响，因为内地不仅有大量廉价的非熟练劳动力，还有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学毕业生，他们在学历上甚至能力上未必比香港本地的大学毕业生差，换言之，香港本地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士面临更大的竞争。
而且除了香港企业可以聘请内地大学毕业生，它们甚至可以直接搬往内地经营，在内地聘请不差于香港本地大学毕业生的人才，甚至内地人才在普通话方面还更有优势，有助于香港企业拓展广阔的内地市场，而用于支付薪水的开支亦可大大降低。这是一种典型的全球化特征，发达经济体的企业把工序迁往发展中经济体，在这一过程中甚至无需人员的流动，而是依靠资金的流动。
就目前而言，内地与香港之间的经贸往来与互动，给香港经商的人士带来了较大利益，而且其实对于香港整体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也带来了正面作用，但总体上这种利益的分配在香港社会当中并不均衡，香港的“打工仔”除非是专业人士，即内地不具备的人才或专长，否则在现时的情况下的确比较欠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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