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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14日：暴徒在沙田新城市广场围殴警员。资料图片 |
中评社香港7月18日电／事前煽仇扮和平，事发助虐阻执法，事后颂恶诬警方。
反对派以反对《逃犯条例》修订为名，声称要“保护香港法治、民主、自由”，但根据近月的经验，每次由他们发起的所谓“和平游行”，完全是为掩护激进分子使用暴力，破坏大家珍惜的法治、秩序、安全，所行的是独裁式“民主”，从商户、传媒到个人，不与暴徒同一阵线的，连免于恐惧的自由都得不到保障。
反对派一再煽动市民上街、搞乱香港的招数，不外乎8招循环使用，“无限连招”︰
事发前煽动市民仇恨政府，以所谓和平示威，甚至巧立其他名目作招徕；
事发期间为暴徒迅速递送、补充装备，暴徒借小事向无辜市民动私刑，不许市民拍摄其容貌，另一方面则以反对派立法会议员去作最大盾牌，阻挠警方执法、清场或作出拘捕。
事发后，为了掩饰暴徒的恶行，他们更捏造讯息，抹黑警方执法、打击执法者形象，同时做文宣去宣称暴徒“汽水会摆低钱”、示威者事后会清洁街道，营造所有游行、示威以至冲击都是“文明有礼”的假象，至于“冥顽不灵”的商户甚至个人，则会被逐一找上门算账。
这样形同黑社会的操作，反对派的支持者是否要等到没有人再敢为自己发声的时候，才会愿意与这种暴行割席？警方在批这些“和平游行”时，岂能不更加小心、更加审慎？
【手段一】煽动市民仇恨政府
反对派一再煽动市民与政府的对立，并自制社会矛盾。在6月9日和12日分别以游行作“掩护”，再以暴徒去做出暴力冲击行为后，即使社会都质疑冲击的暴徒到底是什么人，反对派依然将事件形容为“警民冲突”，更将矛头指向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称她要为有关暴力行为“负全责”，更胁迫她违反法治，不追究暴徒。
林郑月娥早在6月15日已宣布暂缓《逃犯条例》的修订，反对派依然声称政府“无回应”社会。在已决定停止修例后，当日下午竟有人自杀“表达反修例的意向”，反对派随即利用事件鼓动市民继续上街，并再一次把责任都归咎于政府，形容是“政权杀人”云云。
谎称“暂缓”可随时重来
在反对派大力英雄化自杀行为、煽情大谈自杀事件后，又再有其他自杀事件发生，反对派于是将矛头一一指向政府，企图利用市民对逝者的同情心，去加强对政府的仇恨。
另一方面，反对派仍然继续制造恐慌，例如“香港众志”一再声言“暂缓即是可以随时再复会倾”，令市民被误导上街。
反对派更特别针对警队，将警队应对暴力冲击的个别混乱情况，甚至捏造消息，把警察一再说成是“黑警”，以夸张失实、断章取义甚至不实的资讯去误导和煽动更多市民。
【手段二】口讲和平 暴力突击
反对派一再声称他们是“和平游行”、参加者是“手无寸铁的学生”，事实上却是骑劫大部分和平表达意见的市民，以掩护一小撮暴徒的激进、违法、暴力举动。在6月9日的反修例游行中，明明大部分市民游行完均和平散去，但部分黑衣口罩分子就在傍晚准备好工具，于当晚莫名其妙冲击无人的立法会；在12日亦是呼吁市民去包围立法会“反修例”，但结果再次出现口讲和平，实为暴力的现实，当日又有人冲击立法会、袭警等。
及至近日，不同地区的游行其实明显已和修例无关，但一众反对派仍狂搞游行，每场都有不同反对派立法会议员的身影在其中带头、推动甚至挑起矛盾。每次反对派均以“和平游行”作招徕，但往往事后都变成暴力冲击。
呃市民做冲击“肉盾”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游行在申请警方的不反对通知书时，反对派都严重“报细数”，例如6月9日的游行，民阵在申请时只申报了一万人，事实上警方就统计出游行高峰期有24万人，大会更自称有103万人参与，但大会则未有向公众说明自己的申报人数，却一再向公众质疑警方“未有开放更多路线”，是有心“打压”他们的游行，以此累积民怨。
有见其后的各区游行人数不复之前，反对派又想出更多“名目”，以吸引更多市民去做他们暴力冲击的“肉盾”。例如上周六“光复上水”游行，就以“水货客”问题为切入点，其后将举行的红磡、土瓜湾游行则针对旅行团问题，想以此推高游行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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