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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长江接受中评社专访时表明，建制派愿意尝试同来自不同党派的每一位议员沟通。（中评社 杜博强摄） |
中评社香港10月15日电（记者 庄恭诚）香港立法会新一届会期开锣，舆论关注议会生态以至政治格局会否出现大变化。今届起担任建制派召集人的廖长江接受中评社专访时表示，建制派愿意尝试同来自不同党派的每一位议员沟通。他形容，沟通就像跳探戈舞，一定要两个人一起跳、一起起步才能成事。廖长江又认为议会同事不应权责不清，要明白立法会的职能以及在某一议程上应做何事、不应做何事。
本身是执业大律师的廖长江，上届循商界（第二）首次晋身立法会，今届成功连任之余，更接棒民建联元老叶国谦，获推举为负责建制派内部协调联络工作的召集人。相比叶国谦资历尚浅的廖长江向中评社记者坦言，建制派召集人的工作非常困难且艰巨，自己会以尝试的心态尽力而为，争取建制派所有党派和议员的支持，公平处事，认真扮演好这一角色。
“我想做了之后就能体会到，谦哥是如何含辛茹苦、忍辱负重。”廖长江笑说。
社会思潮转变 政府有责任应对
新一届立法会最大的变化，莫过于主张本土、自决的新议员入局。对于议会生态以至政治格局的影响，廖长江说不想现时就作出评论，而是留待新议会运作一段时间，观察一下不同政治派别的组合、互动。
他认为转变一定会有，但是未必如部分人所言的那么大，因为始终建制派和反对派两大阵营的基本盘没有大改变，不过拉布等抗争场面预料仍会继续存在。
“当然就本土议题上，在新一届立法会，有关的声音会变大，谈论本土议题的篇幅、次数会增多，因为有较多本土派的年轻议员进入了立法会。”
过去一届立法会，虽然曾就委员会组成的事宜有过不愉快的回忆，但是传统建制派和泛民大致上仍能保持沟通合作的关系和意向。如今新人上场，形势又将如何发展？
作为建制派召集人的廖长江表示，立法会内的每一个党派、每一位议员，互相之间都有沟通的需要，而沟通就像跳探戈舞，要两个人一起跳，不可能一个人自己跟自己沟通，因此最终还要视乎双方面的意愿。他同时强调，建制派会尝试并且愿意沟通。
至于在立法会选举中有近两成选民投票支持本土自决派，廖长江说同意有关思潮近年在社会上蔓延得很开的讲法。他形容这一趋势令人担忧，因为这两成选民并非全部是年轻人，还有其他年龄阶层的市民，其中更包含了不同的诉求。
对于近年社会对立、撕裂以至各走极端的情况，廖长江认为要靠政府的大智慧应对和处理，政府应好好思考这一问题。被问到立法会在处理应对上的角色，廖长江指这种情况并非今日或这一届立法会才发生，而是过去多年积累下来，到近期似乎特别严重、愈演愈烈，因此并非单靠立法会就能解决。
“立法会议员作为民选代表，议会内的气氛正正反映了社会的气氛及民众的意愿。要解决撕裂的问题，需要回到社会当中寻找原因，政府有主导社会的责任，不能单单说解决立法会内对立的气氛，或者立法会如何去解决社会撕裂的问题。如果社会问题得以化解，大家倾向于和谐的局面，立法会内的民意代表相应会有所不同，议会气氛亦会随之改变。”
议会职能非制订政策 议员不应权责不清
回顾过去一届立法会，“拉布”是其中一大焦点，有泛民议员认为是通过抗争手法彰显公义，建制派则批评这一做法拖累经济民生发展。
根据香港基本法第73条，立法会共有十大职能，大致上可概括为制定法律、批准公共开支以及监察政府施政。廖长江说立法会基本上都能够履行好这些职能。
在制定法律方面，廖长江认为虽然上一届立法会有很多“风风雨雨”，但是立法会依然能够把持好这一工作，大部分政府提出的法案都在审议后获得通过。
批准公共开支方面，廖长江指“拉布”事实上削弱了议员审议和质疑公共开支的作用，因为“拉布”过程中提出的很多问题并非真正重要和有意义。例如有“拉布”的议员提出减少中央政策组成员的人工，其中再分拆为减四分之一、四分之三、二分之一等等，廖长江形容这类问题对负责回应的官员来说是“天大的喜讯”，因为根本无需回应，大家都明白不是认真的诉求，反而其他议员具实质内容的质疑，例如探讨某方面开支为何较大、有无具体办法节省开支等，却在“拉布”的过程中被淡化或忽略。
至于监察政府的工作，廖长江表示透过事务委员会对政府提出政策的审议、专责委员会对不同事件或议题的调查研究、议员对官员的质询等，立法会大致能够履行这方面的职能，尽管可以做得更好，但并非一无是处。
谈及新一届立法会的工作，廖长江指出，过往部分立法会议员有权责不清的表现，有些事情属于政策范畴，应由行政机关负责具体制订，而这并非立法会的职能，立法会要做的是监察、审议。
“如果立法会议员事事都说行政机关不跟从自己的方案，譬如全民退保，然后就凡事都反对，甚至拖垮财政预算案，这就是一种权责不清的体现，部分议员以为立法会是参与政策制订和推行的架构，其实并非如此。当然立法会有责任提出建议，政府亦应该充分谘询立法会的意见。”
另外廖长江还指出，议员不应混淆立法会内每一个委员会的功能，例如在财委会就不应讲事务委员会的议题，因为事务委员会的工作是推敲、打磨政策内容的细节，完成之后才会逐步提交小组委员会以及财委会处理。
“法案委员会也是一样的道理，其设立的原意是如果有议员对某一法案关心或感兴趣，就可以加入有关该法案的法案委员会，在其中就法例条文逐条审议。之后到了大会，就不应再提出之前在法案委员会讨论的事项。有议员说这样做是因为没有参加法案委员会，那就属于议员自己的问题。一个有责任感的议员，应该明白法案到了哪一个立法流程，就应该处理什么工作。如果因为自己未参加法案委员会，最多在大会上提一下，而不应一路纠缠不放。”
被问到这种情况是否涉及“拉布”，廖长江说不作猜测，但是无论出于什么原因，议员都应当明白和遵守上述的道理。
主席人选之争 功能界别中联办有原罪？
梁君彦日前在一片争议声中，当选成为香港回归以来第三位立法会主席。廖长江指梁君彦一定是适合的人选之一，原因包括他在过去一届立法会担任内务委员会主席，曾以代主席身份主持过大会，熟悉议事规则和大会运作，具足够经验。
对于梁君彦被指作风强硬，可能令议会气氛更趋紧张，甚至无法同非建制派建立沟通，廖长江说：“我觉得他是不苟言笑，不代表他强硬。”他表示，喜欢与否是一回事，但是在工作上始终大家都要建立关系、保持沟通，而梁君彦个人在这方面不存在问题。
对梁君彦的另一大质疑，在于其来自选民数量较少的功能界别，而且连续四届都在无竞争之下自动当选，因此认受性不足。同样出身功能界别的廖长江，表明完全不同意这种看法。
“功能界别的议员亦是立法会议员。我经常跟中总（香港中华总商会）的人说，我自己是两顶帽子，第一我代表商界（二），这一界别的选民全部是中总的会员，我的选民要求我代表他们在议会内发言，那我作为中总的代表，我一定要做。但更重要的是，我是香港立法会议员，如果中总的立场跟香港整体社会利益相违背，我亦会作出取舍。我作为立法会议员的责任，始终要以香港的整体利益为依归，而非单单中总的利益。就目前来讲，我觉得中总的立场跟香港整体利益并无违背，过去亦不存在这种情况，所以我相信自己不需要有什么取舍。”
廖长江又指出，功能界别议员和地区直选议员都属于香港立法会议员，只是大家的选举方法不同，但是都必须以香港整体利益为依归。
“难道港岛区的议员，就不理新界西的事务？新界西的议员就不理九龙东的事务？这件事始终要从立法会整体的角度来看，功能界别的议员也一样，不是只看业界的利益，还要看香港整体的利益，这一道理对每一位议员而言都是一样的、没分别的。”
另一项有关今次主席人选的争议，源于建制派内部协调候选人的过程。有意见指责中联办在其中“发功”干预，指定人选。廖长江表示，如果有人认为是中联办干预，就要拿出证据。
“可能中联办有属意的人选，特区政府可能也有，各党派有份最后投票，当然也有心水。今次主席选举过程中，有很多人的名字都被抛出来，而最终去决定人选是一个磨合的过程，包括在建制派内部会议当中，最后大部分议员都支持梁君彦，这是事实。难道每次决定了一件事或一个人选，就都说是中联办属意或干预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