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河内的中国轻轨所遭遇的风波和越南国内近期发生的很多被逐级放大的“大事”一样，越方本可以在相关部委、各级政府处解决问题、得出结论。但越方基层单位总能因失误引发外界惊诧，积小事变大事，以致不可收拾，最终由阮春福为首的越南高层来亲自定夺。
资料显示，越南最早是在2017年下半年出现这一趋势的，当时，越南南部多条以“建设—运营—移交”（即BOT）建设起来的高速公路因收费站过多，引发了大范围的民怨。在现任交通运输部部长阮文体未能解决此案，还称“收费一事是符合《收费法》的行为”后，阮春福不得不亲自前往过问此事，最终决定部分路线“暂时停止收费”一到两个月。此案也成了阮春福成为“救火队员”的起点。
到2018年6月，伴随着胡志明市的守添新区在全国骚乱期间发生拆迁风波，在胡志明市市委副书记必成冈被查出贪腐等行为之后，阮春福不得不再次出马，前往胡志明市安抚15，000户拆迁人员。通过这一事件，外界不仅看到了阮春福及其身边一群职业官僚的业务能力，也惊异地发现越南基层官僚的无能。而这种局面更促使阮春福在2019年不得不督办更多的案件。到2019年6月至8月间，发生在同奈省的“黑帮围攻员警”事件，知名企业阿三祖（Asazno）公司的“伪造越南制造”案以及发生在河内的“曙光（Rang Dong）工厂”汞废料污染事件也最终逐级上报到了中央层面，并最终变成阮春福亲自督办的案件。
可以想像，当这种局面已成为越南近两年来的窘迫的新常态时，即将在2021年迎接“十三大”，开启“革新开放2.0”时代的越南就开始面临其治理体系的重大挑战。
（来源：中时电子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