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向高质量经济增长转型，需要建立一整套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制度体制，与此改革相匹配的是宏观体系的调整。中国作为大国崛起之后，在国际上应更多地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在人民币国际化、服务业、国际规则等多方面和多边接轨。
2012年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和城市化进程发生重大变化，特别是2019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将突破60%。中国已进入以城市经济为主导拉动经济增长的阶段，城市化率的提高推动消费与服务的比重持续提高。经济转型的三大特征开始发生变化。第一，服务业比重高于制造业，服务业成为主导产业；第二，消费超过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消费提升的关键是提升对广义人力资本有益的消费服务，如科教文卫体娱乐养老等，而不是简单的物质消费升级。第三，提高创新贡献，对冲要素积累的贡献下降。阶段转化需要一整套新的制度安排，改革服务业高度管制的体制，建立新的宏观管理体制来平衡从工业化向城市化平稳转变的宏观系统，建立一套基于大国的规则性国际接轨的开放体制。
当2019年中国的城市化率突破60%，我们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比较优势见顶。通过多年的出口导向发展，中国工业品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已经达到历史高点。随着中国人均GDP的高速增长，汇率的升值，城市化推动的房价上涨，中国的比较优势，低成本优势逐步消失了，现在需要的是要素质量的升级。
中国的工业化在比较优势逐步丧失的情况下，需要依靠市场激励进行内生性发展，提升要素质量和制度激励架构。生产要素包括两种：一种是传统的劳动力要素和资本要素，这两种要素要升级，包括质量和配置方式；另外一种是新生产要素，包括信息、创意、教育、网络、制度等，要加强新要素的积累。未来不但要实现传统要素升级，还要组合好新要素，使得生产函数能够提升效率，驱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其中关键是实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除了需要实现要素升级，更重要的是发挥新要素组合者的作用，即企业家在高质量转变中的巨大意义。熊彼特认为，推动创新的核心动力是企业家，不尊重企业家的制度安排是不可能激励创新的。高质量发展转型根本上是激励企业家能不断产生形成市场激励下的分布式创新体系。只有依靠企业家，才能实现新生产要素组合，发现潜在需求。中国的产业调整应从干预选择型产业政策导向转向依据需求效率变化市场自动配置的竞争性政策。政府要积极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而不是生产型政府。谁的效率更高，谁的创新性更强，要素自然按市场就会配置给他，企业家就会蜂拥而至这个行业。所以，政府要改变作为要素积累者和干预者的角色，让位于企业家进行新要素的投资组合，从而建立一套有利于发展激励转型的体制。这是中国高质量转型的关键。
不可否认，政府干预经济增长在一定时期有其历史贡献。但是一旦到达以创新为主的发展阶段，干预就变成了障碍。在这个阶段，政府提供的应该是保护市场体制正常运行的制度性公共服务平台，而不是具有竞争意义的“平台经济”。
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面临两大挑战，一是几乎所有积累型要素都处在规模收益递减的过程中，创新的贡献率在下降。二是效率下降后，不得不通过提高杠杆率稳定经济增长。中国的创新需要从政府干预的思维模式转向如何积极激励微观主体转变，政府今年的减税降费提供了一次比较好的实验机会。只不过降税以增值税为主，而不是所得税，所得税对创新更重要。
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要素供给变革，这里面包括了一些不确定性因素。通过消费服务提升了要素质量，但是要素质量能否形成创新活动，而得到效率补充是不确定的；人力资本提高需要跨期补充，这也是不确定的；这两个不确定导致了增长方式难以转变。可以确定的是通过提高教育年限，增加了人力资本存量；改革劳动市场要素配置体制，让要素能最广泛地创新和分散风险；推动纵向创新转向创新生态模式，让更多企业参加创新。关于创新的效率补偿问题一直是一个不确定的问题。国际上多使用两套工具来消除不确定，一是金融工具，二是提高制度质量，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提高劳动力市场质量。金融工具和高质量市场制度建设都必须是在开放和全球化的条件下完成。
中国当前的宏观政策框架是基于出口导向的工业化的宏观体系，今后应考虑向大国模型转型。首先，货币供给是基于外汇占款，随着外汇占款的下降，现在靠提高货币乘数和抵押再贷款来维持货币释放，央行货币供给的改革也日益紧迫。第二，中国的税收以增值税为基准，城市化最重要的是基于所得税与享受福利相匹配，税收减收与城市化公共服务支出刚性的差额也是重要的挑战。第三，中国的产业政策过去以干预保护，强制提高国产化率和招商引资减税作为产业战略，现在需要放松管制，平等竞争。所以，这三个转型也是高质量转型的宏观体制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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