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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松成:目前汇率制度基本适合当前国内外局势
http://www.CRNTT.com   2020-09-20 08:46:19


  中评社北京9月20日电/我将以“我国目前汇率制度基本适合当前国内外局势”为题,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讨论。
  
  一 我国已基本退出对汇率的常态化干预

  从汇率制度的发展过程来看,我国从2005年开始进行“汇改”。第一个标志性的时间点是2005年7月21日,提出了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另一个标志性的时间点是2014年3月17日,我国开始允许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日波幅由±1%扩大到±2%。

  影响最大的是2015年的“8.11”汇改,是我国汇改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其中最主要的是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的改革,即: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上一交易日收盘价+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动,这实际上可给报价的商业银行作为参考。在次日上午9点,共有13家报价行进行报价,去掉一个最高价,去掉一个最低价,加权平均得出中间价,然后在9点15分宣布当日中间价, 9点30分开始交易。
 
  “8.11”汇改还将人民币一次性贬值约2%。这是因为从2014年下半年到2015年“8.11”汇改,差不多一年的时间中,人民币一直在承受贬值压力,央行想借此次汇改将压力一次性释放。

  为了应对“8.11”汇改后资本大量的流出和汇率的波动,2017年5月我国央行又引入了逆周期调节因子。逆周期调节因子作为一种手段,可以缓解汇率超调。如下图所示,蓝色是中间价,红色是前一天美元兑人民币的即期汇率。从两条线的拟合度可以看出,在一般情况下,如果两条线拟合度较高,说明逆周期调节因子运用得相对较少,如果两条线拟合度较低,说明逆周期调节因子运用得比较多。

  当然,也不能就此一概而论。商业银行不一定完全根据前一交易日的价格向中央银行报价,因为每家机构持有的币种和头寸的情况不同。但是从趋势上看得出来,比如说,在去年的8月至10月,中间价和前一天的收盘价相差较大,说明这两个月中逆周期调节因子的运用可能是比较频繁的。接下来虽然有时可能也会运用逆周期调节因子,但总体看用得比较少。尤其是最近大半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基本由市场供需关系决定。可以认为,目前我国已经基本退出对汇率的常态化干预。

  我的一个观点是,没有必要对目前的汇率制度做比较大的改动。可能在这个方面我会是少数派,所以我今天是抛砖引玉,向大家学习。

  为什么我认为没有必要对目前的汇率制度做比较大的改动?因为如果要做比较大的改动,无非是在两个方面:一是提高汇率的日波动幅度,超过2%,二是取消中间价,实现汇率完全清洁浮动。

  人民币汇率日波动幅度从2014年开始就提高到2%了,而在此后的时间里,汇率日波动基本上都没有超过2%。日2%已经是一个较大的幅度了。所以我认为没有必要再将其提高至超过2%,比如宣布将人民币汇率日波幅上限提高到3%、4%等。

  企业往往希望汇率基本稳定,因为这样可以避免汇率波动造成的干扰,企业可专注于生产和经营,而不需要过多地判断汇率的变化趋势。如果汇率大起大落,企业反而会利用汇率去套利,也就离开它的本行了。所以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是比较理性的,我长期以来都持有这种观点。

  近期还经常听到这样一句话,叫做“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我觉得这样说没有什么大问题,但实际上不是很恰当。因为人民币的汇率是否弹性大,实际上也就是它的波动幅度大不大,这应该是由市场来决定的,而不是我们去增强的。这样讲给人们的印象就是中央银行在主动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事实上,我们现在已基本退出常态干预,让市场来决定汇率,而且实际上近期人民币汇率波幅并不高,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日汇率波幅并没有达到2%。

  如果现在宣布汇率波幅扩大,可能会扰乱市场预期,鼓励汇率投机,对原本比较平稳的外汇市场造成市场预期的紊乱,所以我觉得目前不宜宣布扩大汇率波幅。

  二 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中间状态的汇率制度

  我们究竟应该选择完全的“清洁浮动”汇率制度,还是保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应该实行完全的“清洁浮动”汇率制度。我最近在查阅资料后发现,宣布汇率自由浮动的国家本身也会干预市场,而不是完全遵循汇率“清洁浮动”。

  这在国际上有很多例子,比如说,日本在2003年为了避免日元升值,一次性买入了1500亿美元,而此前日元已经完成了汇率市场化。2010年,欧债危机爆发以后,避险资金大量流入瑞士,使瑞士法郎大幅高估,导致通货紧缩。于是,瑞士央行于2011年9月设定瑞士法郎兑美元汇率上限,以缓解通缩压力。也就是说,哪怕是宣布了实行“清洁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在必要的时候,也会进行干预。所以,我们保留干预的手段,保留逆周期调节因子是完全必要的。当然,逆周期调节因子运用不运用是另外一回事。

  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中实行不同汇率制度的国家占比,该数据每年都会公布一次,目前最新的数据是2019年的。公布的各个成员国的汇率制度有很多,大致可归类为三种:(1)固定汇率制度,(2)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3)清洁浮动汇率制度。

  从2009年至2019年,在这10年中,实行硬盯住汇率制度,也就是固定汇率制度的国家,占比在提高,从12.2%提高到12.5%。而实行软盯住汇率制度,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类似我国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占比从2009年的34.6%,提高到了2019年的46.4%,提升了接近12个百分点,说明采取类似我国的汇率制度的国家已越来越多,也表明“清洁浮动”不一定优于非“清洁浮动”。

  2016年8月,IMF将我国的汇率制度归类为“软盯住汇率制度”当中的“稳定化安排”。因为软盯住汇率制度也有好几种,其中有一种就叫做“稳定化安排”。在2009年的时候,“稳定化安排”的占比只有6.9%,现在已经达到13%,几乎翻了一番。我举这个例子是为了说明,实行“清洁浮动”汇率制度并不是各国汇率制度改革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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