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美国媒体、智库和学者的涉台观点更趋激进，间接导致民众对台认知的非理性
由于大多数美国民众缺乏与外国直接接触的经验，他们对中国的看法主要基于他们从媒体获得的信息。〔37〕当美国民众被问及瞭解政治新闻的主要来源时，大约三分之二的美国人(66%)表示美国主流媒体是主要渠道，主要包括全国性网络新闻媒体（ABC新闻）、三家有线新闻媒体（MSNBC、福克斯新闻和CNN）以及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媒体。同时，83%的美国民众比较相信他们从主流媒体新闻获取的信息的准确性，其中38%的人对此表示“非常”信任。〔38〕然而，美国主流媒体报导中对台湾的正面报导较多并且反华倾向比较明显，在涉华政治上较为关注台湾问题且通常在表述上称台湾为国家。在这样的舆论氛围下，民众受媒体传播叙事话语的影响，对台湾的好感度更高，对台湾问题的瞭解也多由媒体的新闻报导所塑造，加强了对大陆武统的刻板印象和固有观念，从而会对美国对台民意产生重要影响。
除了媒体传播以外，在外交政策方面公众追随精英的暗示是很常见的。作为意见领袖，智库专家学者对于台湾问题的看法态度也影响着普通民众的态度。对台政策方面，越来越多专家对本质完全不同的俄乌冲突和台海紧张局势进行错误的类比，并片面夸大两者的关联度，主张通过双边和多边军事防务合作强化台湾的自卫能力，呼吁对中国大陆的对台政策举措采取强有力的反击，以便增加中国大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难度，同时提升美国非法介入台海事务的力度。实际上，美国战略界长期存在“保台派”、“维持现状派”和“弃台派”三种主张，〔39〕在俄乌冲突以后“保台派”的呼声不断增强。美国企业研究研究所的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和卜大年（Dan Blumenthal）等学者认为俄乌冲突增加了大陆更早对台动武的可能性，主张全面升级与台湾的防务关系，甚至与台建立所谓“外交”关系并采取军事介入台海事务的战略清晰政策。〔40〕哈尔·布兰茨（Hal Brands）和克里斯·多尔蒂（Chris Dougherty）更是从战争视角呼吁美国改变对台政策，认为中美不久将可能因台湾问题爆发冲突并陷入一场大规模的持久战，建议美国军方提升作战能力，为中美战争做好充分准备。〔41〕多尔蒂建议助台打造强有力的自卫能力“武装”台湾、强化与日澳等地区盟伴的军事协作能力，威慑大陆对台动武。〔42〕在对舆论领袖的研究中发现，决策过程中不同的媒介扮演不同角色，人际影响比其他媒介更为普遍和有效，能够保持基本群体中的内部意见和行动一致，这些专家学者在社交平台和新闻媒体上的发言和表态都影响着美国民众对台海局势的判断，使其对大陆武统台湾的预期增强。
（五）中国实力的提升和统一政治意愿的增强，中美实力差距缩小
面对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提升与自身国力的相对衰落，在特朗普执政后，美国认定虽然美国也从中美合作中有所收获，但是中国从中却比美国获益更多，进而不断质疑“双赢思维”的有效性和适用性，中美双方走向“零和博弈”。如蓬佩奥所言：“我们曾设想，与中国的接触将创造一个充满礼让与合作承诺的光明未来”，但“今天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严酷的事实，这个事实将在未来几十年指导我们：与中国盲目接触的旧模式已经失败。我们不能继续这样做。我们决不能重蹈覆辙。”〔43〕拜登政府上台以后，对华定调仍然大体上延续了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定位，认为中国是“后果最为重大”的地缘政治挑战，视中国为“头号战略竞争对手”（most consequential geopolitical challenge）〔44〕，可见，美国面对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防支出的增长，陷入一种“修昔底德陷阱”式的思维逻辑。
在中国崛起、中美实力差距缩小的背景下，美国民众对华认知出现恶化，里根研究所2021年的国家安全调查结果可以进一步证实美国民众对中国威胁感知的增强，在2021年美国人首次将中国列为美国的头号敌人。当被问及认为哪个国家对美国构成最大威胁时，研究报告称“美国人也开始认识到中国挑战的多面性”，并指出当谈到对中国最大的担忧时，民众具有较大的分歧，但是在政治、军事、科技等层面都存在威胁感知；〔45〕2022年冬季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调显示，43%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世界头号经济体，2020年夏季只有32%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世界头号经济体；十分之七的人说美国是世界领先的军事强国，比2020年持该观点的6%增加了两倍多。〔46〕作为中美关系中的重中之重台湾问题，民众对台湾也更加的关注，正面的认知也随之增强。民调显示，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自2018年以来一直在恶化，尤其是在COVID-19大流行席卷全球之后，现在已达到盖洛普40多年来的新低。过去几年中美之间的摩擦不断加剧，导致认为中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对美国利益构成重大威胁的美国人的比例急剧上升，公众对这两种威胁几乎没有区别。与此同时，美国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看好台湾，因为他们认为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的冲突对美国的威胁比过去更大，可见民众的认知被官方政治表态与中美关系所形塑，与现实存在很大的差异。
三、美国对台民意变化的影响及大陆的应对
美国的公众舆论比其他国家更容易介入政府决策，在当今美国外交决策中，公众舆论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舆论态度对对外政策的影响是宏观的和方向性的，因此美国涉台民意的影响与大陆如何改善美国民众对台湾问题的错误认知是需要审慎思考和面对的问题。
（一）美国涉台民意非理性化的影响
1.民意塑造美国对台政策，中美敌意螺旋上升。民意可以左右政府的外交和安保决策，如果接近多数或多数人支持保卫台湾，这是足以促成总统做出这一决定的充分条件。美国政府通过“选择—传播—互动”的模式完成了对“中国威胁”叙事、台湾“民主灯塔”叙事以及“台海局势紧张”叙事的建构，并将中国有关议题进行广泛的安全化，它严重影响了美国民众的对华民意。民意反过来也会向上塑造美国当局的台海政策，在民众对台关注度好感度提升的背景下，美国支持“台独”势力越来越形成共识，为了继续执政会顺应民意继续在台湾问题上打“擦边球”，尤其是美国国会，每年都会提交很多的反华与支持“台独”的议案，真正的目的在于阻碍两岸的统一。这将制约了中美关系的良性发展，中美官方与民间在涉台问题上相互影响，形成一种敌意的螺旋，导致中美民间信任荡然无存，进而严重影响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发展。
2.纵容“台独”势力，不利于两岸关系和台海局势稳定。对岛内民众来说，美国民意向台湾民众释放美国在背后保护台湾的错误信号，导致台湾岛内民众在国家认同感方面存在偏差，更进一步误导了台湾民众的国家和民族认同意识，使其“倚美”思想进一步加深并强化了“拒统”倾向。随着俄乌冲突危机外溢，美西方与岛内绿媒大肆将乌克兰与台湾地区类比，为民进党当局破坏一中原则提供舆论支持，不断强调“台湾安全”是美国构建的“东亚安全体系”的一环，不仅误导了美国民众的涉台认知，也使得台湾民众存有“民进党当局的‘台独’政策不会引发战争、美国会提供‘安全保障’”等幻想，进而影响了台湾民众的统“独”认知；对“台独”势力而言，美国民众对于台湾的好感度与台湾问题的关注度的提升，从精神认知层面也会给“台独”注射“强心剂”，增加他们与大陆对抗的底气，“台独”势力不断地扩张不但迎合了美国的反华策略，还进一步诱导台湾选择错误的道路。在“台独”势力的影响下两岸敌对情绪加深，使两岸关系更趋动荡和紧张，增加祖国和平统一的难度；从民进党当局来看，美国对台民意两党共识和社会关注度的提升也会使得民进党当局更加推行“倚外谋独”的政策，不停地引入外部势力介入台海事务，导致中美在印太地区战略竞争的扩大化以及台海紧张局势的持续升级，中美双方发生对峙的情况将可能越来越多地在台海周边上演，置台海于十分危险的境地。台海的和平稳定因为“台独”势力的蠢蠢欲动和美日等外部因素的深度介入而更趋复杂，政治谈判更加困难，和平统一的希望更加渺茫，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前景黯淡。
（二）中国应对美国涉台民意变化的对策
1.保持战略定力，处理好中美竞合关系。拜登政府上台以后，在对台政策上并未转变特朗普“以台制华”的政策走向，继续不断通过立法、访问、军售等手段来“切香肠”，掏空其“一中政策”。在权力转移驱动下，可以预料，未来一段时间美国将继续推行“以台制华”的对外政策，不断地打“台湾牌”，其对华竞争的态势与美台关系发展也会持续影响美国民意走向，美国对华民意必然会对中国产生怀疑和敌意，而对台民意则会更加趋于认可和友好。对此，中国应保持战略定力，坚持在发展自身的基础上清晰研判中美关系的趋势，把握美国“以台制华”的实质。在战略博弈中，明确博弈各方的“红线”是避免重大危机的必要前提，中国要在中美关系中掌握战略主动，尤其是在涉及国家核心利益的台湾问题上，更要明确政策红线与底线所在。中国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向美国官方和民众传递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要由中国人来决定。”“面对‘台独’势力分裂活动和外部势力干涉台湾事务的严重挑衅，我们坚决开展反分裂、反干涉重大斗争，展示了我们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台独’的坚强决心和强大能力。”尽管美中双方都表示有必要稳定两国关系，但双方的和平意图并不能解决两国之间关于台湾问题上的根本分歧，美中之间存在巨大的“信任赤字”。中美之间在台湾问题上确实存在“不可调和的分歧”，但能否弥合分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可以管控分歧。因此，在当前中美战略竞争、台海地区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增多的情况下，中国在处理涉台外交的问题上，应该坚持对美外交始终是涉台外交工作的重点并且不能忽视美国民意的影响，保持足够的战略定力，处理好中美竞合关系，争取美国民众对一中原则与和平统一的理解与支持，避免官方和民意的互动导致涉台问题上敌意的螺旋上升。
2.注重话语传播建设，提升文化自信向世界讲好祖国统一叙事。受制于西方制造出的舆论斗争模式，美国民众很难听到真实的中国声音。实际上，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态度并没有完全固化，大多数依然对中国的态度摇摆不定。〔47〕罗伯特·杰维斯认为，避免国家间产生战略误判最好的办法是国家间的交流，〔48〕即国家应清晰地对外传达自己（想要别人知道）的意图，同时也要学会站在别国的角度来解读自己。因此，中国应该注重话语建设，促进中美之间官方和民间的交流，向美国和世界讲好中国统一叙事，加强双向沟通，争取国际社会理解和支持。一方面，要化被动为主动，突破西方二元对立的舆论斗争模式，中国要主动向西方世界传递中国的声音亮明底线，让其他国家及时瞭解中国。中国必须转变在国际舆论场上的被动地位，基于中国的客观事实主动向美国和世界阐释大陆“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理念与两岸统一的决心，将舆论的注意力从对大陆武统台湾转向对中国对稳定台海局势与发展两岸关系话语的关注。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关键问题上，我们要巧妙设置议题和表达方式，既要主动斗争，有针对性地反击西方对中国威胁叙事的建构和传播，也要从自身实际出发，关注各国利益关切，对国际问题保持敏锐的洞察力，争取国际话语权。我们必须要用实际行动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和平统一的诚意，削弱民众对大陆武统的担忧；另一方面，重视非官方媒体的作用。根据调查，美国人很少接触中国的国际媒体，他们表示，“我怀疑绝大多数美国人没有看过中国媒体报导，因为美国人倾向于消费非官方媒体。我们知道这是宣传，但我们不喜欢宣传”〔49〕。因此，要与国际民众进行深入对话，必须要重视非政府力量在对外传播中的作用，从而赢得民众的信任和认可。为了深入社交媒体，影响民众观念，政府不能简单地传播信息还需要培养积极的舆论引导者。除了在中国官方媒体的社交媒体帐户上发布关于台湾问题的信息外，中国政府还需要与记者、政客以及非传统的舆论领袖、博客作者、自媒体创作者等建立一个具有影响力的网络，从而通过社交媒体扩大中国阐释台湾问题立场的辐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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