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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津湖》能够火遍中国，自然离不开当下中美关系的时代背景。 |
中评社╱题：中国当代的民族主义与年轻一代思想位移 作者：魏磊杰（厦门），法学博士、厦门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摘要】以《长津湖》为代表的主旋律影视作品在中国爆红，在一些西方媒体看来，这是中国的执政党意图利用大规模文宣来挖掘利用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去反对西方。虽中美交恶是解读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变量，但单向度地从这个视角解读未免偏狭。晚近以来中国民族主义的生成、转化与起伏始终处于国际因素与国内因素相互激荡的场域中，并往往呈现为域外敌对者、域内政治主导者以及普通中国民众三方主体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唤醒和调动当下中国民族主义的主要不是中国政府，而更多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无底线遏制与中国千禧一代因时势变迁而发生的思想位移内外双重因素的碰撞使然。面对一贯自诩承载“普世”价值的西方，中国新一代年轻人一改父辈们的盲目“俯视”而逐渐迈入到客观“平视”的崭新历史阶段。这种划时代的转变，将会对中国的未来和21世纪的中美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作为一部备受关注的战争片，《长津湖》在内地的口碑和票房可谓双丰收。这部以“抗美援朝”为主题的电影从2021年9月30日上映，到2022年1月16日正式下线，陆续打破票房、放映场次、观众人次等二十多项中国电影史纪録，观影人数逾1.19亿人次，创造了57.7亿元的票房神话，位居2021年度全球票房排行榜首位。中国网民对《长津湖》的评价，虽说褒贬不一，却大扺是前者多过后者，且年轻族群尤其风靡，在各大社交媒体上，充溢着对于纪念老兵、感怀烈士、重视“立国之战”等议题的关注。就《长津湖》能够火遍中国，一些西方媒体往往将其置于中共“大内宣”的框架内进行解读，认为中共意图利用大规模文宣来调动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应对国际舞台上美国咄咄逼人的遏制态势。中美交恶当然是解读这一现象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变量，然单向度地从这个视角切入来看待中国日趋汹涌的民族主义未免失之偏狭。事实上，从民族主义这一舶自西方的意识形态从晚近传入中国以来，它的生成、转化与起伏便始终都处于国际因素与国内因素相互激荡的场域中，并往往呈现为域外敌对者、域内政治主导者以及普通中国民众三方主体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本文便从这三个基本维度切入，通过对主旋律作品杰出代表的《长津湖》火爆成因的阐释，以期对新的历史时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进行更全面、更客观、更深彻的呈现。
一、爱国影片爆发的推手
诚如大多数影评或时评所提到的那样，《长津湖》能够火遍中国，自然离不开当下中美关系僵持、抗美援朝题材作品受到观众青睐这个时代大背景。然而此种浓重的国家情怀在建国七十多年的历程中却是几经沉浮，在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方才峰回路转，重返主流价值观行列，进而相当生动地诠释了“中美关系晴雨表”这一角色定位。朝鲜战争在中共百年历史以及70多年建国历史中都可谓分水岭式的重要事件。然而，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中美关系进入蜜月期，特别是冷战结束之后，为国内的改革开放营造稳定平和的周边环境计，基于不主动将印度视作战略对手、缓和中越关系、促进中韩交往等国际政治考量，中国刻意淡化甚至逐渐不倾向在影视作品中呈现立国后的对外战争，1950年代抗美援朝、1962年的中印边境战争、1979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等，皆受影响。再加上改革开放后出现“告别革命”的强劲呼声，充斥浓重“河殇”情结的学术界、知识界对抗美援朝的评价普遍低落，致使这一主题在中国近乎被打入冷宫，沉寂多年。
就此，有两个典型事例可堪说明。作家魏巍以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中心的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曾多年被列入中学语文教科书。然而此文在2001年突然被删除，并在后续长达20年的时间内不再是中学生课本中的内容。以教育部前发言人、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为首的编委会成员就此给出的理由是：其一，该文对于战争场面的记述，过于残忍和血腥，人与人之间杀戮的残酷性甚至超越了战争的残酷，这样血肉模糊的残忍战斗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会造成影响；其二，或许最为要害的是，他说道：“思来想去还是和现在的形势总体不合。”①那么，当时的“形势”又是什么呢？2001年之前的1999年，中美达成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议；2001年，在美国的支持下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所谓“入世”，本质上是彼时仍然弱小的中国给美国签署某种类似“投名状”的东西，加入由美国主导的并由新自由主义逻辑所主宰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另一事例大体异曲同工，可做等量齐观式的观察。1996年中央电视台开始组织拍摄名为《抗美援朝》的电影。这部电影可谓鸿篇巨制，整个拍摄历时三年之久，从17个国家的演员中精挑细选；为了高度还原重要场景，甚至动员部队10万次，耗资3000多万，这在当时已是中国影视业史上一笔很大的投资。虽然导演、编剧、演员每一方都倾注了无限的心血和努力，但时至今日，我们仍未看到《抗美援朝》这部影片的身影，以至于剧中主角大多都已过世，这部影片还是在尘封当中。那么，究竟是什么使得这部电影的上映之路如此坎坷？当时，这部影片计划在抗美援朝战争爆发50周年（2000年）之际播出，然先因需要为“入世”营造祥和的国际氛围，后又因美国在2001年9月11日遭受系列恐怖袭击，为了照顾到美国民众的情绪和痛苦，中国暂缓了这部影片的上映。美国911事件、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多位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解放军高级将领再次申请上映《抗美援朝》影片，希望让后辈看到这段历史、铭记这段历史，央视也计划在抗美援朝战争爆发60周年（2010年）时播出此片，但相关部门却又以影响2010年上海世博会顺利召开为由婉拒。
中共十八大后，局势有所好转，但这种“维稳”“求稳”的思维惯性似乎仍未如冬去春来般彻底涤除。一个典型的体现是，即便到了“泛粉红”青年初兴的2015年，在今天已经成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经典爱国动漫《那年那兔那些事儿》中，涉及“抗美援朝”剧集的播出仍旧遭遇重重阻力，一是B站等播出方担忧触碰当局“底线”，二是该主题遭人举报“破坏中韩关系”，直到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政治工作部文工团电视艺术中心加入后，制作团队才有了前行的底气。
然而，无论对于官方还是民众而言，对于他们最后觉悟之完成或许作用最大者莫过于特朗普的上台。特朗普成为美国总统后，将中国视为世界头号竞争对手，发起延续至今的中美贸易战；美国朝野两党更是在此基础上达成所谓的“华盛顿新共识”的政治默契——无论谁上台执政都会阻遏中国的崛起。美国对华战略转折，让中国官方意识到中国再想像过去那样，单靠韬光养晦、委曲求全，以换取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已经变得愈发困难；诚所谓“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中国的实力已经大到想藏都藏不住的地步，这种情况下，东西方关系，尤其是中美关系的根本性改变，似乎已经不可避免。在此等外力促就的观念觉悟下，《三八线》（2016）、《战火熔炉》（2020）、《跨过鸭緑江》（2020）、《金刚川》（2020）、《长津湖》（2021）、《浴血无名川》（2021）、《长津湖之水门桥》（2022）以及《狙击手》（2022）等聚焦抗美援朝战争赞颂革命英雄主义、弘扬爱国主义主旋律的作品如雨后春笋般纷纷问世，并大放异彩，举国瞩目。有鉴于此，中国的影评人曾经笑称应该颁给特朗普一个中国电影特别贡献奬。虽然这祗是一个玩笑，但公允地说，在中美两国关系没有这么紧张的时候是不太可能如此大批量地拍出此类影视作品的。
二、重塑历史的合法性
中国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媒体在《长津湖》影评中写道：“电影中展示的民族感情呼应了挑衅面前维护国家利益的公众情绪在上升，这对今天的中美竞争具有重大意义。”然而，与其单向度将中共藉助影视作品对民族主义情绪的促动看作是应对中美抗争的工具，毋宁说此种作为更多的是为了纯化主流的价值观与提升以国家向心力为内核的国民精神。一般认为，国家权力有四种来源，分别为政治、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也可以认为，这是一个政权所以能够存在和维续的基本组成，虽未必需要齐头并进面面俱到，但倘若使政权健康、稳定、持续的发展，则一定不能有所偏废，做选择性的重视或轻忽。中共建政70多年至今，政治、经济和军事已有稳定基础，间或产生的波动和冲击也多不触及根本，均在可控范围之内。唯独意识形态的隐患仍然危险，并未伴随国家的发展而与日俱减。甚至可以说，中共在意识形态领域和言论阵地因改革开放各种思潮涌入受到巨大冲击的现状并未得到根本改变，意识形态领域处于被动形势依然是中共执政面临的诸多严峻挑战之一。
一方面，去历史化、去中共化的历史虚无主义是意识形态隐患的显着体现。鉴于中共成为政治主导力量建立在“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现实，过去十几年一些所谓的网络大V往往打着“学术自由”“还原真相”的幌子，更多地将批判的矛头明里暗里指向中国的革命与战争史，围绕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究竟是“国军”还是“共军”、抗美援朝究竟有无正面意义以及最为根本的如何评价毛泽东的是非功过等问题的争论几乎从未停止，一些根本性的史观在争论中被庸俗化和虚无化，去历史化甚至攻击、污蔑、丑化革命烈士的言行甚嚣尘上，严重影响了民众对中共的政治判断和意识形态认知，直接冲击了中共执政的合法性。这些在体制内外皆有一定程度存在的“思想困惑、错误认识、歪曲解读”，共同对意识形态这一基础国家权力造成了侵蚀与冲击。尤其在一党执政的中国，特别对信仰立党的中共，这样的挑战可以说是致命的。“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苏共垮台的前车之鉴，让中共的领导人感同身受，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此曾明确指出，“正确处理改革开放前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关系，不祗是一个历史问题，更主要的是一个政治问题”。“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这事关中共的生死存亡。在这种政治大气候下，如果说中国在2018年通过《英雄烈士保护法》意在从事后防免角度“消极”捍卫烈士名誉打击“否定历史”的行为，那么，大力支持和推动以《长津湖》为代表的主旋律影视作品的创制则更多的是从事先宣扬角度“积极”回击此等历史虚无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无烟战场上藉助于更为具象化与正面化的呈现，以期更大限度地赢得中国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内在认同。
整体研判，正面呈现百年的历史，让正史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建构历史的合法性，无疑会成为中共接下来意识形态重整的核心工程。道理很简单，作为一个信奉“历史唯物主义”的政党，如果中共不能敏鋭洞察自身的历史演变，不能精准把握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不能深刻理解世界历史的演进逻辑，那么中共就不可能从一百年前的小党发展壮大，成为领导中国革命建国和现代化建设并让中国不断走向世界舞台中心、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的百年长卷镌刻着奋斗的辉煌，也启示着未来的方向。“对历史进程的认识越全面，对历史规律的把握越深刻，党的历史智慧越丰富，对前途的掌握就越主动。”2021年底，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党史学习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上，习近平强调：“在新的赶考之路上，我们能否继续交出优异答卷，关键在于有没有坚定的历史自信。”“历史自信”就是为了从这种大历史中找到治理中国的钥匙，建立对中国自己独有历史的“自信”，向党内外、国内外展示了一个百年大党的清醒和成熟，从而起到统一思想、团结社会人心的作用。不出意外，在中国官方媒体不断宣扬历史自信重要性的当下，本身具有坚实历史支撑幷且关乎中共合法性建构的历史自信将会进一步被拔高，不久以后，民众所熟悉的“四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很可能就会增加新的内容：另一个引人关注的“历史自信”会被纳入其中，演变成为“五个自信”。
另一方面，社会中弥散的极端功利主义与拜金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相互借力，对国民精神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毒化和腐蚀。在二十一世纪的前后十年间，意识形态管控的相对宽松甚至是放纵，加上承平日久，不可否认，造就了文娱、传媒、艺术、出版等行业的繁荣，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在资本力量的影响甚至操纵下，也造就了这些领域相当程度的去政治化、历史虚无化以及赤裸裸的娱乐化；当局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缺乏有效外化渠道与制度抓手，而被一些执事者潜在地视为一种高处不胜寒的政宣口号而被有意或无意地虚置，追求即时兑现的极端功利主义与追求小确幸生活状态的佛系观念并行不悖，大行其道。以“小鲜肉”甚至“伪娘”形象呈现的流量明星成为了被热捧的对象，工业时代的阳刚之美渐趋为商业时代的阴柔之气取代，“英雄”“英烈”近乎已然沦为与这个“小时代”节拍渐行渐远的不合时宜的名词。当然，这或许还祗是露出海面的冰山一角，更大的危机在于，与物质财富崛起的同时，中国社会也在快速幷且和平地演变成为一个崇尚金钱的社会。较之金钱，道德体系才是一个社会或文明的主体。中国的问题并不在于财富的增加，不在于道德的衰落，而在于金钱成为了道德最重要的衡量器，或者金钱本身被视为了“道德”。然真正的大国崛起，并不单纯在于物质财富的富足，而更多的也在于一种“文明”的崛起。或许正是意识到此种潜在的文明危机，重振国民精神也一并成为了十八大后中共意识形态重整的一个重要目标，以《长津湖》为代表的一系列主旋律影视作品的批量问世，恰好处于此等重整目标的战略延长线上。诚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预以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古今中外，通过不同形式呈现并颂扬本国军人在保家护国战争中的英勇与壮烈，乃是激励国人重振爱国主义精神、有效提升国家凝聚力与向心力的不二法门。
以《长津湖》为代表的一系列主旋律影视作品的批量问世，在相当程度上其实也达到了同样拨乱反正的“重塑”效果。特别是堪称史诗级大片的《长津湖》，整部影片较为真实地还原了抗美援朝战争，战争场面宏伟震撼，人物刻画有血有肉，形象饱满富有层次感，令观众为之动容；而香港电影人的加盟（三位导演中有两位来自香港）将他们的好莱坞风格和娱乐技巧融入其中则更有助于让此种主旋律影片变得更有趣味、更少说教，最大限度调动观众的感官刺激。这些深受触动的民众，特别是成长在和平年代的中国年轻人，观影之后出于各种不同目的，通过微信、微博、B站等社交媒体进行二次宣传，从而造就了更大强度的扩散效应。藉助此种扩散，“长津湖”“九兵团”“冰雕连”等以往专门战史才会记载或祗有少数知识分子才能知晓的名词，瞬间进入到中国普通民众的思维和话语中，潜移默化地完成了一次难得的全民精神启蒙。“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英雄在负重前行。”“要记住，我们现在的生活是先辈英雄们用命换来的，这个世界没有和平的年代，我们祗是生在了一个和平又强大的国家。”诸如此类发自肺腑的留言或评论，在社交媒体上动辄获得成千上万次的点赞量，足以说明此番启蒙的现实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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