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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建立前后中共对香港政策的英美因素考察
http://www.CRNTT.com   2019-10-09 13:13:57


 
  三、影响中共对港政策的美国因素

  1843年香港开埠不久美国就在香港设立了领事馆,1849年美国又设立了驻澳门领事。但基于1812年英美战争后英美关系的紧张状态以及美国在远东贸易份额较小,香港对于美国的重要性并没有体现出来。“美国出于对英国的防范,军舰宁可驻泊澳门,也没有将英国控制的香港作为建立‘太平洋商业帝国’的支点。”〔33〕这一时期美国驻港领事的职责主要是向美国国务院报告美国在香港和远东的贸易利益。1869年,美国驻澳门领事馆撤销,归并到美国驻港领事馆。1898年美国驻港领事馆升格为总领事馆。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成为继上海之后美国在中国设立的第二个总领事馆。自此,除关注美国在香港的商贸利益外,美国也开始在政治、军事以及情报等方面在香港开展积极的行动,香港甚至成为美国向东南亚扩张的战略要点。〔34〕

  在香港问题上的美国因素同时影响英国的对华政策和中共中央的对港政策。从美国方面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美国多次主张将包括香港在内的领土归还中国。特别是在1943年11月开罗会议期间,美国总统罗斯福明确表示,香港、满洲、台湾和琉球群岛都将归还中国。美国还向英国施加压力,要求英国放弃重新占领香港的企图。美国支持香港主权回归中国的真实意图在于将香港由英国独占变成国际共管,从而制造有利于美国的局面。1943年3月,罗斯福在会见宋子文时就提出香港主权回归后中国必须保持香港的国际自由港地位。〔35〕其后在开罗会议以及雅尔达会议上,罗斯福仍建议中国收回香港以后要将把它变成一个自由港。美国何故如此,要支持中国收回香港,其利益何在?第一,美国试图通过改变英国对香港的殖民事实,削弱英国在远东地区的力量部署,进而冲击英国在亚洲其它地区的殖民势力。第二,美国试图促成香港的国际自由港地位,以发挥自身的经济优势,进而扩大美国的海外市场。第三,美国国内反殖民主义成为主流,美国政府藉助削弱英国这一老牌殖民帝国来回应国内的声音。虽然此时美国是反法西斯战争中盟国的“盟主”,英国在欧洲战场、亚洲战场都有赖于美国的援助,但香港涉及英国的“国家利益”,英国自然不会屈从于美国的压力。因此,在英国强烈反对、政府坚持不放弃殖民主义政策以及美国考虑到美英同盟关系、美国发生政府更迭等情况下,美国在支持中国收回香港问题上发生了政策改变。1944年初,英国做出用武力重新占领香港的决定,并成立了名为“香港计画小组”(Hong Kong Planning Unit)的机构。该机构在陆军部和殖民地部的指导下工作,任务就是制订在香港恢复英国统治的计画。〔36〕该小组多由曾在香港任职的英国官员组成。1945年7、8月间即日本投降前后,新上台的杜鲁门政府在香港问题上没有延续前任罗斯福总统的政策,转为支持英国恢复对香港的统治。在中、英两国围绕在香港受降问题上发生争执时,美国选择了支持英国的政策。杜鲁门甚至劝告蒋介石让英国在香港接受日军投降。最后,蒋介石无奈做出退让,同意由英国将领以英中代表的双重身份接受香港日军投降。1945年8月30日,英国太平洋舰队开进维多利亚港,英国得以成功重新占领香港,恢复对香港的殖民统治。自此,香港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成为西方“自由世界”的一员。战后,不少香港居民期待回归中国统治,但英国人重回香港,有些居民并不乐见。〔37〕但也有人表示,香港上层华人大多宁愿香港在战后继续由英国人统治,而不想由中国接管。〔38〕

  面对国共内战的局面,美国也多方瞭解中国共产党对香港的意图,评估英国人保住香港的意愿和能力,从而决定美国在香港的角色。抗日战争结束后,美国在对华关系上采取“扶蒋反共”的政策。国共内战后期,特别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逼到南方时,为防止解放军可能对香港发动进攻,美国曾考虑配合英国,向英国提供空中力量支持来保卫香港。而英国也同意、支持美国在香港设立情报机构以收集中国内地情报的部署。后因美国国内在是否继续支持国民党当局方面的分歧,1949年10月20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评估认为香港在军事上无法抵御中国的进攻,因此作出不支持英国防守香港的决定,此事令英国大为不满。当然,对于英国在1950年1月承认新中国,美国也感到十分不满。美国不支持英国防守香港,主要基于四个原则:1、香港是守不住的,2、解放军的袭击并非迫在眉睫;3、美国将避免为香港而军事介入中国内地;4、如果中共要向殖民地进攻,美国将在联合国支持英国。〔39〕

  虽然如此,但美国的军事联络办公室还是密切关注解放军逼近香港边界以及英国为防御香港进行的军队部署、军事设施和地方动员。美国中央情报局向总统提交的“影响香港现状的因素”(Factors Affecting the Status of Hong Kong)的报告对中共和英国在香港问题上的考量做了具体而详细的分析。该报告认为,未来一年香港的命运将取决于北京和伦敦在权衡维持或改变现状的力量之间做出的微妙平衡。从中共方面来看,收回香港的因素包括:⑴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压力;⑵打击英国,并随之打击西方在东方的声望;⑶停止香港作为国民党的庇护所;⑷香港作为华南地区主要港口的经济价值;⑸解放军通过在香港战胜英国而获得国际声望。与此同时,促使中共倾向于让英国保留香港的因素包括:1、把香港作为赢得国际社会承认和贸易讨价还价的砝码的可能性;⑵香港的管理问题;⑶一个在英国管治下的稳定的香港而衍生的经济好处;⑷与英国发生军事冲突的代价;⑸苏联有可能发动军事进攻。从英国方面来看,英国面对中共的政策和反应可能会设法维持香港的现状,主要基于:⑴坚定保卫香港的姿态有望诱使中共来谈判涉及双方经济和政治让步的全面解决办法;⑵撤出香港将损害英国在东南亚的威望;⑶英联邦高度重视香港的稳定;⑷英国公众舆论倾向于支持保留香港;⑸香港对英国有相当大的经济价值。〔40〕从美国中央情报局对香港情况的评估可以看出,美国非常关注香港可能发生的变局,对中共方面、英国方面的政策考虑都进行了评估,以便根据形势的发展做出有利于美国利益的政策调整。

  美国因素对中共对香港政策的影响虽然没有英国因素那么大,但作为二战后最具实力的国家以及对中国的国际环境乃至国家统一影响最大的因素,美国自然是中共各种对外政策不可忽视的因素。冷战初期,美国将香港置于东亚国际关系格局的背景下看待,将香港作为对中国目标的杠杆,因此,大幅增加了对香港的重视和投入。〔41〕自此,中共和美国在香港又展开新的较量。

  ●本文是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中央对港澳全面管治权和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的两权有机结合与依法共生理论与实施机制研究(专案编号:18BZZ117)”阶段性成果之一。

  注释:

  〔1〕齐鹏飞:“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新中国对香港特殊政策的历史演变”,《教学与研究》1997年第6期。叶张瑜:“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解决香港问题战略决策的历史考察”,《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3期。王红续:“从‘长期打算,充分利用’到‘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中国共产党对香港政策的演变及其内在联系”,《党的文献》1997年第4期。

  〔2〕Christine Loh, Underground Fron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0.

  〔3〕王红续:“从‘长期打算,充分利用’到‘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中国共产党对香港政策的演变及其内在联系”,《党的文献》1997年第4期,第37页。

  〔4〕1946年12月9日,毛泽东对西方记者表示:“我们现在不提出立即归还的要求,中国那么大,许多地方都没有管理好,先急于要这块小地方干嘛?将来可按协商办法解决。”《毛泽东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07页。

  〔5〕乔冠华向西方记者做出这样的表示。Kevin Lane, Sovereignty and the Status quo: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China's Hong Kong Polic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0, p.80.

  〔6〕沈志华编译:《俄国解密档案:新疆问题》,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20页。

  〔7〕【英】迈克尔·雅胡达着,郭瑞、曹卫国译:《香港:中国面临的挑战》,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60-61页。

  〔8〕金尧如着:《中共香港政策秘闻实录》,台北:田园书屋,1998年,第4页。

  〔9〕高马可着,林立伟译:《香港简史——从殖民地至特别行政区》,中华书局,2013年,第172页。

  〔10〕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着:《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北京:2011年,第37页。

  〔11〕金尧如着:《中共香港政策秘闻实录》,台北:田园书屋,1998年,第4-5页。

  〔12〕金尧如:《香江五十年忆往》,香港:金尧如纪念基金,2005年。

  〔13〕薛天栋、胡敦霭:《香港与内地贸易》,北京: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84年版,第6页。

  〔14〕孙扬着:《无果而终——战后中英香港问题交涉(1945—194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92-293页。

  〔15〕Grantham Alexander, Via Ports: from Hong Kong to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65.

  〔16〕关于这段时间的国民政府的对港政策可参见:孙扬着:《无果而终:战后中英香港问题交涉(1945-194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

  〔17〕《殖民地大臣关于目前中国内战形势的发展备忘录》,CAB129/31, CP(48)299,DBPO, 9th, Dec. 1948, Series I, Volume VIII, p.170.

  〔18〕《殖民地大臣关于马来亚和香港局势的备忘录》,CAB129/32, C.P.(49)39, 5th, Mar. 1949.转引自刘蜀永,第181-182页。

  〔19〕1947年4月,英国护卫舰“紫石英”号在南京以东的长江水面挑衅正在准备渡江的解放军部队,被解放军击伤,舰长阵亡。前来救援的英国军舰也被解放军击退。最后在解放军的“默许”下,“紫石英”号得以逃离,驶到香港。

  〔20〕Hong Kong to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30th April, 1949, FO371/75839.转引自孙扬,第292页。

  〔21〕"Report by the Minister of Defence on His Visit to Hong Kong, June 6th--June 9th, 1949", Document no. 1, CO 537/4838.转引自李彭广着:《管治香港:英国解密档案的启示》,牛津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2-35页。

  〔22〕Robert Boardman, Britain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74, New York: Barnes and Noble Books, 1976, pp,171-172.

  〔23〕【美】爱德温·W.马丁着,姜中才、于占杰译:《抉择与分歧——英美对共产党在中国胜利的反应》,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会政法分社2016年版,第85页。

  〔24〕石俊杰:《分歧与协调:英美对华政策比较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4页。

  〔25〕C.P.(49)214, 24th October, 1949.

  〔26〕C.M.62(49)p.58.27th, October, 1949. http://filestore.nationalarchives.gov.uk/pdfs/small/cab-128-16-cm-49-62-19.pdf

  〔27〕根据英国解密档案,英国政府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问题的决策上,其内阁经历了多轮的商讨,英国政府在香港问题上的考虑是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因素之一。由于新中国政府已明确宣布了对历史上所有不平等条约的不承认立场,这就否定了英国继续统治香港的法律依据。承认新中国是英国确保在香港的利益,继续管治香港的唯一出路。正如邱吉尔所说:“如果英国撤销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承认,那么,香港的安全就会受到威胁。”相关研究可参见:刘蜀永:“英国对香港的政策与中国的态度(1948-1952)”,《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2期;金光耀:“1949-1950年英国对新中国的承认”,《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孙洁婉:“试论1949-1954年英国对华政策的演变及其动因”,《世界历史》1995年第1期。

  〔28〕国民政府在香港设立驻港机构“外交部两广特派员公署驻港办事处”。

  〔29〕廉正保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大事记》第4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385页。

  〔30〕Zhou Zhongfei, "The British Decision to Recognize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and Its Aftermath," American Asain Review, 2003, Vol 21, No. 1, p. 163.

  〔31〕Francis Yi-hua Kan, "The Position of Hong Kong in Britain's Policy towards Two Rival Chinese Regiemes during the Early Years of the Cold War," Civil Wars, 1999, Vol. 2, No. 4, p. 112

  〔32〕刘蜀永:“英国对香港的政策与中国的态度(1948-1952)”,《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2期,第192页。

  〔33〕郝雨凡:“十九世纪中叶美国驻澳门领事的‘设’与‘撤’”,《历史研究》2015年第1期。Dispatches from United States Consuls in Macao,《美国驻中国澳门领事馆领事报告,1849-1869》,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34〕锺远明:“美国并吞菲律宾过程中在香港之部署——以美国领事活动为中心”,《东南亚研究》2016年第3期,第44-54页。

  〔35〕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顾维钧回忆录》第5卷,中华书局,1987年,第232页。

  〔36〕刘蜀永主编:《简明香港史》,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9年,第285-286页。

  〔37〕许舒(James Hayes)着,林立伟译:《新界百年史》,香港:中华书局,2016年,第296页。

  〔38〕 高马可,《香港简史》,第160页。

  〔39〕叶霖着:《在中国的影子下:美国对香港的外交政策1945-1972》,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18年,第85页。

  〔40〕ORE 78-49, Factors Affecting the Status of Hong Kong(to September 1950), 4, Oct. 1949, Records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Part 2, 1946-1953 The Far East, Microfilm, UPA, Reel 1.转引自叶霖:《在中国的影子下:美国对香港的外交政策1945-1972》,第82-83页。

  〔41〕关于冷战初期美国的香港政策可参考:Nancy Bernkopf Tucker, Taiwan, Hong Kong, and the United States 1945-1992: Uncertain Friendships, 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 1994; Chi Kwan Mark, Hong Kong and the Cold War: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1949-1957,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04; 于群、程舒伟:“美国的香港政策(1942-1960)”,《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叶霖着:《在中国的影子下:美国对香港的外交政策1945-1972》,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18年。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19年9月号,总第26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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