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美国商务部长和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表示，将继续对中国实施制裁措施，禁止向中国出口高端芯片，限制美国战略盟友向中国出口制造高端芯片的设备和原材料。但是，中国在半导体产业领域发展势不可挡。中国半导体产业正成为引领中国数字经济的先锋力量。
中国取得如此骄人的业绩，除了中国拥有一大批爱国知识分子和科技人员之外，中国新型举国体制和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使得中国半导体产业凤凰涅盘。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在半导体产业领域将会形成自己的产业链和相对完整的主要产品零部件供应链。中国半导体产业不会因为美国的全面制裁而步履维艰。
必须承认，在科技创新领域，美国仍然占据高地。不论是在生物制药，还是在航空领域；无论是在新材料研发方面，还是在工艺创新方面，美国仍然有绝对的优势。这一方面是因为美国是一个创新型的国家，来自不同国家的文化，使得美国成为一个科技文化的大熔炉。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从欧洲战场上俘虏了一大批德国的科学家，为美国航空航天和原子能技术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太平洋战争美国从亚洲战场上获得一大批日本军国主义者生化武器研究材料，美国军方与日本的细菌专家配合着力开发生物化学武器。美国这种特有的“拿来主义”，使得美国在科技发展领域始终处于绝对领先的地位。
近些年来，美国充分利用自己的科技情报网络和美国霸权力量，迫使日本、韩国、法国等一些国家的企业放弃自己的知识产权，美国企业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其他国家所无法获得的科技成果。美国霸权帮助美国实现了科技发展，而美国科技发展进一步巩固了美国的霸权地位。美国国内形成了一套非常灵活的风险投资机制。各州的公司法中，都规定了董事会制度。风险投资管理人不参与企业科技创新，但是，为科技公司提供资金支持，并且负责监督公司的财务管理。科技公司挂牌上市之后，风险投资者既可以追加投资，也可以通过股票市场退出。这种灵活的投资机制，使得美国科技企业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
中国在科技领域仍然处于追赶状态。虽然中国知识产权申请数量超过美国，每年发表的科技论文不断增多。但是，从整体来看，无论是科技规划还是在重大科研项目方面，中国仍然追随美国而不是超越美国。但是，中国不会气馁，而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建立中国的科技发展体系。
首先，中国科技发展规划正摆脱传统“闭门决策”模式，在科技规划领域实现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上个世纪80年代，为瞭解决中国科技创新问题，中国成立了科技领域的“元老院”，少数科学家集体上书，为中国科技投入指明方向。中国庞大的科技规划，是建立在少数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建议基础之上。这种决策机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中国科技规划从无到有的问题。但是，由于少数科学院院士受到知识的局限，制定的科技规划对于中国科技产业的整体发展产生了双重效应。从积极的角度来看，凡是纳入国家科技战略规划的项目，都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可是，从消极的角度来看，由于规划项目缺乏整体性和协调性，单兵突进，结果导致中国科技整体力量发展缓慢，中国在科技领域非但没有赶上美国等发达国家，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痛定思痛，中国决心在科技规划方面，集思广益，广纳善言，以科学决策代替少数专家决策，以民主决策，解决中国科技发展缺乏系统性的问题。
所谓科学决策就是要充分解释科技规划的整体方向和目标，牢牢地把握科技发展的主攻方向。中国提出发展数字经济，围绕着数字经济发展编制科技规划。譬如，为瞭解决数字经济发展中的通信问题，中国大力发展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并且研制第六代移动通信网络，争取早日建设天地一体化的通信系统。中国在中西部地区建立大型信息存储中心和计算中心，在人工智能和量子技术领域开拓创新，争取缩短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距离。
所谓民主决策，就是要摆脱少数人决策所带来的弊端，充分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争取使中国科技规划真正反映中国科技人员的整体智慧，科技规划实施为中国科技创新提供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其次，中国在科技创新领域，强调充分发挥企业的作用。无论是在电动汽车产业领域还是在第五代移动通信网络技术领域，民营企业都扮演主力军的角色。这说明中国过去长期依赖政府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实现科技创新的政策已经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国家提出充分依靠市场主体的力量，促进中国科技产业发展。
把企业视为科技创新的主力军，一方面是因为企业可以准确地把握市场需求，为科技创新提出问题，另一方面，企业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资本和资产，为科技创新提供生产要素。
当然，充分发挥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力军作用，不是忽视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在科技创新领域的基础性作用。任何情况下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都是科技创新的源头。如果没有基础理论研究，没有重大科学理论突破，科技创新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香港大学一位教授提出光纤通信理论，彻底改变了通信技术，光纤通信成为地面通信主要通信方式。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基础研究对科技创新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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