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前实行的粮食补贴政策，还有进一步改革的空间。如果补贴不是为了增加农民的收入，而是增加中间环节经营者的收入，那么，粮食补贴效果可能会大打折扣。数字经济时代，完全可以通过精细化设计，防止出现粮食补贴副作用。
中国古代为了促进粮食生产，增加国家收入，多次进行粮食改革。北宋时期著名的“青苗法”之所以引起巨大争论，就是因为在补贴过程中，出现了“富者越富”的现象。粮食补贴必须坚持科学决策，万万不可粗放式监管，从而导致农民的切身利益得不到有效保障。
第四，粮食流通安全是中国粮食安全的题中应有之义。粮食流通环节可能会出现污染问题，因此，粮食流通过程中，必须建立可追溯的机制，确保粮食流通环节万无一失。
当前存在争议的问题时，中国是否应该对粮食流通企业实施强制国家标准，要求粮食流通企业必须对经营粮食实施“转基因”识别。如果粮食流通企业购销粮食属于“转基因”粮食，必须明确标出，防止消费者误认误购。当然，由于中国粮食流通管理条例没有作出强制性规定，因此，未来是否应该在其他法律譬如食品安全法中作出明确规定，这是需要立法机关认真考虑的问题。
总而言之，维护国家粮食安全，既不能恢复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同时也不能忽视生产环节，而应该在增加供给的同时，在粮食流通环节考虑到上下游的衔接问题，确保粮食生产安全和粮食消费安全不会因为流通环节的问题而受到影响。
此次国务院修订行政法规，旨在完善粮食流通体制。对于影响中国粮食流通安全的许多要素并未制定明确规范。相信在中国粮食法和食品安全法制定和修改过程中，会充分考虑到粮食流通环节存在的问题。从完善流通体制和改善流通监管角度出发，确保中国粮食流通环节安全不会受到影响。
中国农业标准化时间相对较短。这是因为中国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时间相对较短。西方国家在粮食标准化问题上，已经形成了完整的法律制度体系。中国传统的食品加工习惯以及中国在粮食流通领域形成的体制机制决定了，中国在粮食流通标准化问题上，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在一些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粮食包装作为流通环节重要内容受到高度重视，粮食包装国家标准非常严格。中国长期习惯于“散装”粮食，对包装标准化问题缺乏有效管理。相信未来中国制定粮食流通法的时候，会把粮食包装标准化作为一项重要内容，确保中国粮食流通安全真正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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