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遵守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不仅是对国际社会履约践诺的要求，也是切合发展中国家国情，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务实之举。
正如当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提出的，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发展不足造成的”。对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解决生存和发展问题，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才是第一要务。而达成节能减排目标，不仅涉及科技生产力水平，也与国民道德水平、文化程度息息相关，这些都是发展中的问题，需要在发展过程中逐步解决。制定过高的减排目标，既与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和发展利益相悖，也不是求真务实的解决问题态度。
另外，某些发达国家制定的减排目标看似宏伟光鲜，却往往因为各种因素掣肘，最后沦为一句空话。
比如，美国奥巴马政府曾提出减排26－28%的目标，但特朗普上台后便将其推翻。如今，拜登政府又许下到203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比2005年减少50%－52%的宏愿，比奥巴马政府的目标提高了近一倍。但包括欧盟在内的美国盟友都在担心4年后若再出现政党轮替，美国的承诺会不会再次成为镜中花、水中月？
日本政府的表态则更让人发笑，那边厢首相菅义伟刚公开宣布减排46%的新目标，这边厢环境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竟声称46%是“迷迷糊糊中在脑海中浮现出的数字”“是担心报低了被人批评才报了如此困难的目标”，他还以“在东京奥运会上以夺取金牌为目标，最后拿了铜牌也不会被批评”打比方，暗示日本的高目标完不成也没关系……如此种种，让人觉得发达国家的表态并没有太多诚意。在这种情况下，某些国家一再催逼发展中国家提高减排目标，到底是真为了全人类的共同命运着想？还是意图给特定国家求发展、求进步的长远规划设置障碍，甚至挖好陷阱引他们跳进去，为日后扣帽子、抹黑埋伏笔？其动机实在令人生疑。
更何况，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并不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在遏制全球气候变化上努力不够。恰恰相反，不少发展中国家始终在按照自己的既定步调，坚定履行着减排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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