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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毅夫:台湾的闽南人、客家人和福佬客
http://www.CRNTT.com   2021-05-31 00:23:16


汪毅夫(来源:中评资料图)
  中评社北京5月31日电(作者 汪毅夫)主持人李鹏教授,学界的各位朋友,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

  陈孔立教授嘱我谈谈“福佬客”的话题,于是我有了今天的讲题。我今年70多岁了,上有90多岁的老师陈孔立教授在看着我做功课、写作业,给我指导和鼓励,还亲自到图书馆查了材料告诉我。想想吧,这有多么美!我半夜醒来都会笑。退休后,“半日读书,半日闲坐,半夜写作”已经成为作息习惯。我确实经常半夜醒来就笑,然后开始写作。              

  闽南人也叫福佬人。闽南人和客家人是汉族的两个民系。在台湾,来自福建的移民以闽南人为主体,又包括了部分客家人,主要是福建汀州的客家人;来自广东的移民以客家人为主体,也包括了部分闽南人,主要是广东潮州的闽南人。我们知道,在台湾历史上,闽、粤历来分类。那么,福建移民里的客家人在台湾是归属于“闽”、广东移民里的闽南人是归属于“粤”吗?答案是否定的。清代道光年间,台湾淡水同知曹怀朴府中幕友林树梅《与曹怀朴明府论凤山县初政事宜书》谓:“闽之汀州与粤连线,亦附粤庄”,他说的是福建汀州与广东接壤,所以福建汀州的客家人移民乃依附于广东移民聚居的粤庄、依附于“粤”;也是在清代道光年间,姚莹在台湾兵备道任上有“粤人党粤,潮虽粤而亦党漳”之语,讲的却是广东潮州的闽南人移民,不“党粤”而“党漳”,主动依附于漳州人、依附于“闽”。如何看待此种状况?在我看来,“闽之汀州与粤连线”,粤之潮州也与闽接壤,闽之汀州人依附于“粤”、粤之潮州人依附于“闽”,可以说是地缘组合的分类,也可以说是民系组合的分类。换句话说,在闽粤分类的背后、地缘组合分类的背后有一个民系组合的分类,即福佬民系和客家民系的分类。   

  陈运栋的客家学名著《客家人》(1979)书前的《非序》(赖金男撰)说:“在台北市的客家人,慢慢地丧失了原属身份(the identity),他们外表上已经没有客家人的特色,为了生存,他们被‘福佬人’同化了,日常家庭中也常用闽南语交谈”。他说的“福佬人”指闽南人,他说的“被‘福佬人’同化了”的客家人也被称为福佬客。许雪姬主持的《台中市建筑发展》之《民宅篇总报告书》(1992)谓:“客家建筑和闽南建筑有些不同,但因在丰原一带客家人闽南化很厉害,其后裔根本不会讲客家话(若能,也只是片语,单字),其所请的工匠,亦未为全是粤籍,因此基本上要从丰原的传统民居看出客家持色是不可能的”。这一段话谈的也是闽南化之客家人,看重的客家人的特色也在于“讲客家话”。陈支平教授《客家民系的形成及其源流》(2018)谓:“客家的方言富有特点,笔者认为只有这种客家方言才是界定客家的最基本要素”。同理,闽南方言也富有特点,是界定闽南人的最基本要素。闽南人和客家人长期在闽西南、粤东和台湾等地区相邻而居,不仅闽南人在影响客家人,客家人也在影响闽南人。这种长期的、双向的交互影响的结果是,闽南人和客家人在文化上少了一些差异性,多了一些共同性,甚至在一些区域形成了一些被说是“半客半福佬”、被称为“福佬客”的人群。在我看来,“半客半福佬”的“福佬客”一语,可以有“闽南人之客家化”和“闽南化之客家人”两个方面。讲客家方言而不讲闽南方言,是界定“闽南人之客家化”的最基本要素;讲闽南方言而不讲客家方言则是界定“闽南化之客家人”的最基本要素。当然,方言以外、最基本的要素以外,还有民俗等诸多方面的要素;“半客半福佬”的“福佬客”一语,还可以分为文化人群和人群文化两个层面。“福佬客”是文化人群之称,“半客半福佬”则就其人群文化而言。         

  兹就“闽南人之客家化”举例而言之。我是闽南人(福佬人),从小在地处闽南的厦门海岛长大。19岁起,在客家住区的上杭古田山村度过了六年农耕生活。记得到上杭古田的第一天,谢姓房东就告诉我,谢姓家族是从 龙岩适中迁来的,本来也讲闽南话,也是闽南人。后来我又了解到邻乡的上杭白砂傅姓家族、邻县的永定古竹苏姓家族也来自闽南。我知之较详的、同台湾有关联的是,上杭白砂傅姓家族迁自闽南泉州。清代同治庚午年(1870),上杭白砂傅姓家族出了一名“贡元”(应是优贡第一名,因为五贡里的岁贡、恩贡和副贡不必经过专门的选拔考试,而拔贡每十二年选拔一次,逢酉年举办选拔考试),名叫傅于天。光绪年间,傅于天移居台湾彰化客庄之一的东势角三角庄,成为丘逢甲的老乡和好友。同丘逢甲一样,傅于天也是客家历史文化名人。 在福建上杭、在台湾彰化,傅于天家族作为文化人群,是“闽南人客家化”之典型事例。我曾见傅于天填写的科举齿录,上面明明白白记着:“始祖百一郎,由泉州移上杭”,“四世祖名均保开基白砂”。我想,除了客家化如“讲客家话”,在傅于天家族的祖先崇拜和家族记忆里,还是会永续保存其闽南因素:闽南祖和“闽南底”(本是闽南人也 )。 这是我们应当观察到的人群文化层面上的情况。台湾学者刘还月《台湾岁时小百科》(1989)报告:“(台湾) 屏东县的第一大镇潮州,目前虽然闽、粤居民各占一半,街市的主要语言以闽南话为主,但客家人的守护神三山国王,却是潮州地区主要的信仰中心,街市内的三山国王庙,更是当地规模最大的庙宇,享受闽、粤两籍人士的香火。一般来说,客家人的宗教信仰方式大都以善男信女到庙里上香为主,除回祖庙进香,较少出巡绕境,闽南人则较重视出巡绕境,其他地区的三山国王庙也许从未出巡绕境,潮州地区却因闽、粤杂居的关系,每隔三或四年都要出巡绕境一次”。这里报告的是,闽南人和客家人在台湾相邻而居,发生的文化上交互影响、“闽南人之客家化”(闽南人也信仰客家神)和“闽南化之客家人”(客家人也请神出巡绕境)的情况。


  现在举例说明“闽南化之客家人”。福建漳州之诏安、平和、南靖有一些本是客家人却讲闽南方言而不讲客家方言的人群。他们属于“闽南化之客家人”,生长其地者皆知之。台湾学者林衡道《员林附近福佬客村落》(1962),报告的台湾彰化员林地区的“福佬客”也属于“闽南化之客家人”。多年来,海峡两岸学者就“闽南化之客家人”的分布做田野调查,零星地报告了若干“闽南化之客家人”的人群。近年,厦门大学国学院陈支平教授的《客家民系的形成及其源流》从文献、也从田野取证,提供了众多包括客家化的闽南人、闽南化的客家人等文化人群分布的线索,取得了研究的重大进展。我现在要谈的是“闽南化之客家人”的人群文化。台湾民间至今仍有“客人头,福佬尾”的俗谚流传,喻人办事龙头蛇尾。在汉族的两个民系闽南人和客家人之间, 龙崇拜是共有的,是文化上的共同性;蛇崇拜则是闽南人特有的,是文化上的差异性。广东潮州的闽南人崇拜蛇的风气特盛。清代粤人吴震方《岭南杂记》记:“潮州古蛇种,其像冠冕南向,尊曰游天大帝。龛中皆蛇也,欲观之,庙祝必致辞而后出,盘旋鼎俎间,或倒悬梁椽上,或以竹竿承之,蛇蜿纠结之”。在福建,闽南人的蛇崇拜习俗很早就渗入了客家住区的闽西(宋修方志《临汀志》卷之四《祠庙》已有关于灵蛇庙“在长汀子城内佑圣堂右”的记载),但它在闽西幷未成为客家人的习俗。在台湾高雄美浓镇,据台湾学者刘还月《 台湾岁时小百科》(1989)报告:“ 高雄美浓镇的东门城楼附近,有一座创建于乾隆八年(西历1743年)的刘圣君庙,许多人都以蛇神庙称之。 是台湾地区颇特殊的蛇神信仰。美浓狮山里另有一里社真君墓,相传祭祀的祀蛇神,但却较少为人知”,“美浓地区的客家人,都于四月八日,准备鼠曲果及简单的牲醴,祭祀圣君以祈丰年”。接受闽南人蛇崇拜的习俗,这是台湾客家人闽南化的典型事例之一。刘大可教授《传统与变迁:客家民间信仰研究》(2017)报告:“流传久远的‘祖在家,神在庙’观念,却在台湾客家社会出现了动摇。置身于台湾移民社会中,人们基于族群、祖籍、姓氏等因素,组成了不同的聚落,但聚落间的互动却是不可或缺的,既有纷争、械斗,也会有交易、互访,乃至通婚、移居,客家聚落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福佬文化的影响。福佬人更注重神明崇拜的观念,与无声处地浸润于客家社会。每逢神明的庆典,福佬人莫不热衷于准备大型的祭祀庆典和迎神赛会,以彰显神明的威灵。为随时祭祀,还分香回家中供奉。有些人的厅堂中,甚至还同时供奉多种神明,其神龛宛如一座小型神坛。位置的摆设上神明稳坐中间大位,祖先的牌位退居右边一侧,甚至还有不供奉祖先牌位的。台湾客家人受福佬人传统的影响,逐渐放弃应有的信仰方式。有些人也开始在家中供奉起神明,开始时或许让出厅堂供桌之一角,慢慢地却后来居上,神明正式进驻大位,祖先退居角落”。这也是台湾闽南化之客家人的情节。              

  讲到这里,有朋友会问:在福建(包括台湾)不是有“闽祖固始”之说吗?闽南人和客家人都来自河南固始吗? 学术研究不当回避问题,而应该有“哪壶不开提哪壶”、直面问题的精神。
             
  对于“闽祖固始”之说,宋代学者郑樵、方大琮、陈振孙,明代学者洪受曾提出批评。他们的批评针对了两个方面,是相当精准的。一是中原入闽移民的来源地幷不止于光州固始一地,如宋人郑樵谓:“今闽人称祖者,皆曰光州固始。实由王绪举光、寿二州,以附秦宗权,王潮兄弟以固始之众附之 ,后绪与宗权有隙,遂拢二州之众入闽。王审知因其众以定闽中,以桑梓故,独优固始。故闽人至今言氏族者,皆云固始,其实谬滥”。郑樵亦闽人也,他在《郑氏家谱后序》里说:“吾祖本出荥阳,过江入闽,皆有源流,孰为光州固始人哉?”另一是中原移民入闽时已有当地住民。如明人洪受《光州固始辨》谓:“夫审知未入闽之初,闽之人民盖亦众矣,是故有刺使焉,有观察使焉,所以治之也。及审知既入闽也,至于漳浦始云有众数万,则前此之众未盛可知也。至今全闽郡县,上至大夫,下至黎庶,莫不曰光州固始人也,不亦诬乎?”洪受认为,闽祖固始,“盖亦有之,而未必其尽然也。”当然,这两个方面的批评,幷不否认包括固始移民在内的中原移民入闽的历史事实。福建(包括台湾)民间修谱、志墓“曰自光州固始”,其中合于历史真实者“盖亦有之”。既然如此,则无全部存疑之必要;以“光州固始”作为移民祖地的文化象征,如同“山西洪洞大槐树”、“宁化石壁叉”、“上杭瓦子街”之类,也应当予以尊重。        

  《现代汉语辞典》(商务印书馆 1983年版)于“客家”条下谓:“指在四世纪初(西晋末年)和十二世纪初(北宋末年)从黄河流域逐渐迁徙到南方的汉人,现在分布在广东、福建、广西、江西、湖南、台湾等省区”。在闽、台两地,今之闽南人和客家人都有以光州固始为祖地或祖地文化象征者;作为汉族的两个民系,闽南人和客家人都是中原文化的承载者和传承者。             

  附带言之,1993年,我曾写作《台湾的客家人和闽南人》《再谈台湾的客家人和闽南人》。28年后重新阅读,当持论的部分迄今不曾移易:一方面,不相信入闽的中原移民的祖籍地仅限于“光州固始”一地,不相信入闽的“光州固始”移民是入闽的中原移民的全部、是全部福建人的祖先;另一方面则完全相信入闽的中原移民确有部分“光州固始”移民,幷且充分尊重将“光州固始”作为祖籍地文化象征做法的正当性。   

  李鹏教授,各位朋友,感谢大家耐心地听完我的发言。谢谢!             

  (作者系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讲座教授、全国台湾研究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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