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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毅夫:贵州镇远和平村
http://www.CRNTT.com   2021-04-06 00:17:11


图一:镇远和平村外景
  中评社北京4月6日电(作者 汪毅夫)台胞谢大姐的父亲是老革命、抗战将领。近日,谢大姐随旅游团到了贵州。她在观景台上拍了弯弯曲曲的抗战公路“二十四拐”的照片,兴冲冲地发给我。我告诉她,贵州镇远和平村也是有名的抗战遗址。于是,她请假离团两天,又兴冲冲地到镇远去也。没想到,和平村正在修整和重新布展,她只能在村口拍了外景(图一)。我为参观、参会,曾三次到古城镇远。为了让谢大姐少些遗憾,老弟我应该当一回讲解员,向谢大姐、也向各位朋友介绍我所知道的贵州镇远和平村的若干情况。

  和平村是抗战时期“军政部第二俘虏收容所”的别称,和平村随战事几经迁移,最后定址于贵州镇远。让我从和平村的主任管理员康大川(图二)讲起。康大川(1915—2004),原名康天顺,台湾苗粟人。1938年3月从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后奔赴祖国参加抗战,转战于桂北、湘北前线。1942年6月22日,经由郭沫若、阳翰笙、冯乃超商议决定,康大川奉派到贵州镇远和平村任主任管理员,参与开展对日本战俘的教育感化工作,将“和平村的最大多数俘虏”从战争罪犯转化为反战人士。多年后,从和平村释放遣返的日本战俘,仍念念不忘康大川让他们翻译、阅读和抄写《论持久战》、《新华日报》、《群众》等书、报、刊的情形,念念不忘康大川对他们的教育和照顾。和平村收容的战俘里也有台籍日本兵,他们很快觉醒并参加了反战的工作。譬如,1941年1月15日,台湾义勇队创办的《台湾先锋》第6期发表台籍日本兵林婉仲的“和平村通讯”,题目是《和平村村员台湾人》,文中说:“祖国当局宽大为怀的爱护我们,教育我们,使我们能够真正的把握住人生的意义,能分析侵略与反侵略的是非曲直,最大多数的俘虏都已觉醒,回忆到以前的行为而战栗”。 

  作为学者,我在多年前曾送给和平村管理机构一本《日本反战士兵与日中战争》(香港,光大出版有限有司2006年2月版),这本日人菊池一隆编写、厦门大学朱家骏教授译审的书里,有很多和平村的史料;我还就布展工作谈了意见,其中包括:作为俘虏收容所,和平村的医务室是必不可缺的,应予复原。史料里也有关于和平村医务室的记载,如林婉仲《和平村村员台湾人》所记:“卫生组:内设医务室、医药丰畗的药室,村员凡有疾病每日上午由医官诊察配药”。据我所知,和平村的“医官”是由驻地在贵州贵筑(贵阳)的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派驻的,1941年6月15日,中国红十字会会长蒋梦麟到访和平村时,有“中国红十字会救护队派医疗队陈队长、蒋医师以及各位队员驻在村里” 。陈队长的姓名是陈生白,蒋医师即蒋昂,驻村医疗队先后是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第182区队、第19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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