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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秉杰:中美疫情反差背后的深思
http://www.CRNTT.com   2021-04-05 00:12:23


  中评社香港4月5日电(作者 黄秉杰)20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撼动了整个世界,打破了正常的经济社会秩序与国际关系,美国霸权主义的本性全面暴露,中美关系再次跌入低谷,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序幕全面拉开。在此推动下,中美截然不同的抗疫思路应运而生,中美两国疫情反差也快速形成,正反不同的抗疫教材破土而出,两国民众命运也由此进入了不同的运行轨道。

  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3月中旬以后,得益于现行的制度、体制、机制与文化优势以及政府科学决策及其精准防控策略,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中国疫情就得到了有效控制。但是,随着中国疫情的全面缓解,国外疫情却迅速恶化,确诊人数与死亡病例急剧上升,“起步较晚”的美国最为突出。2020年2月初美国正式承认发现了疑似病例,3月19日累计确诊人数突破了万人大关,3月27日突破了10万大关,4月28日突破了100万大关,11月13日突破了1000万大关。2021年1月1日突破了2000万大关,累计死亡病例也接近35万。在此,美国一路遥遥领先,进而成为全球确诊和死亡病例最多的国家。

  中美疫情反差如此之大,美国确诊人数和死亡病例之所以如此畸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多种因素共同促成的,是历史的必然。

  首先,社会制度的不同决定了疫情防控思路的巨大差异。在此,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在当代中国,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人民生命重于泰山。在人民利益至上的制度框架下,为了抗击新冠肺炎,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可以牺牲经济指标、降低发展速度。由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为了切断传播路径,可以封城、封村,中断交通。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尤其在两极分化、阶级对立的美国,为了维护有产者的经济利益和所谓的“国家安全”,牺牲广大民众、底层士兵特别是低收入者的生命健康在所不惜。以冷战思维进行疫情防控、人为控制检测数量、打压新闻舆论对疫情防控的质疑以及到处“甩锅”等等,都是美国等少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疫情防控的基本思路。在此影响下,一系列体制机制难以灵活应变,社会文化难以“与时俱进”,多数民众更难以快速“觉醒”,政府与国家领导人的“不作为”被无限放大,许多政府要员四处“点火”、无心抗疫,追责制度形同虚设,由此放任了疫情蔓延,同时也导致了国内阶级对立、社会撕裂与骚乱现象的发生。在此推动下,美国国内确诊人数及其确诊率与死亡率必然大幅度上升,进而成为全球疫情失控的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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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政党体制与执政方式的不同直接影响着疫情防控的进展速度。人民代表大会领导下的政治协商会议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多党合作制度是当代中国的基本政体与执政方式,由此决定了令行禁止的行政效率,确保了政府决策的民主性、科学性、公正性与高效性。在这种举国体制下,面对突发疫情,中央一声号令,全国集体行动,封城封村、停课停工,快速切断传播路径,防控效果立竿见影。而在美国,多党轮流执政是他们的“专利”与骄傲,以此推动了权力制约与社会竞争。但是,当疫情严重或国内矛盾恶化之时,这种多党轮流执政的政治体制势必激发“内斗”升级,各党派间相互掣肘,疫情防控举步维艰,最佳防控时机一再错过,由此助推了确诊率与死亡率的大幅度上升及其疫情恶化趋势的加剧。

  第三,现行管理体制及其疫情防控机制的不同决定了防控效果的差异。在中国,中央集权的行政管理体制、以行政和法律为主的管理手段及其疫情防控的举国体制是这次疫情防控得以成功的根本保障。面对突发疫情,中央一声令下,全国立即行动。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驰援湖北、挺进武汉等等,成为全国上下的共同使命,成为无数白衣天使的“神圣职责”,同时也成为西方国家可望而不可及的一道靓丽风景线。显然,在举国体制下,借助于科学的防控机制,包括严格的隔离措施、发达的追踪体系、科学的检测制度、高效的区域协调与部门配合等等,持续恶化的疫情便戛然而止。而在美国,面对严重的疫情形势,特朗普政府一直在“疫情防控”与“重启经济”之间左右摇摆,由此形成了松动多变的防控机制。同时,各州之间相对独立的行政体制是美国的一大特色,但是,在关键时期,这种相互分割的行政体制难以快速形成国家合力,甚至演化为政党、集团或地区间的“内斗”与恶性竞争,严重削弱了疫情防控的执行力度与政策效果,人为加大了防控成本,放大了制度漏洞。急情之下,原有的应急机制几乎“全军覆没”,“群体免疫”等引以为自豪的防控措施一个个相继失效,致使国内疫情愈演愈烈,确诊人数与死亡病例急速攀升。 

  第四,不同文化的差异直接决定着防控措施的实施力度与最终效果。在中国,集体主义、大局至上、团结互助的传统文化深深扎根于每个公民的内心世界。面对突发疫情,绝大多数人都能以大局为重,服从管理,听从指挥,相互支持,无私援助友好邻国,在此推动下,国内疫情节节败退,中国疫情防控模式开始引领世界抗疫新方向。而在美国,极端的“自由”、“民主”与以邻为壑的“霸权”文化是美国当代文化的主流趋势,也是疫情恶化的群众基础。在疫情初期,戴口罩在美国多数地方都被视为“异类”,屡遭谩骂与围攻。要自由、要民主,我行我素,禁足令、居家令等管制措施形同一纸空文,疫情防控败给了自由狂欢与经济指标。当确诊人数跨过十万、百万、千万大关之时,不少人仍然缺乏危机意识,追随政府与中国网友隔空对骂,而且“乐此不疲”,对本国“防疫成就”沾沾自喜。在此推动下,美国确诊人数在“谈笑中”顺利跨过百万、千万大关,不断攀登世界疫情新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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