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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在新时代民族复兴伟业中的地位与作用
http://www.CRNTT.com   2021-04-24 00:12:20


澳门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积极发挥“一国两制”优势
  中评社╱题:澳门在新时代民族复兴伟业中的地位与作用 作者:冯泽华(广州),广东财经大学法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法学博士

  澳门特别行政区拥有高度自治权,在许多领域可自主决定发展规划和实施。参照国家发展大局“五位一体”的表述,澳门可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领域中发挥独特作用。第一,澳门可在粤港澳大湾区争当重要一极,同时,也可在“一带一路”倡议扮演桥梁角色。第二,澳门成功实践“一国两制”的根本原因在于依托“一国两制”优势而能动地创造各种发展机遇,而非仅依靠中央的支持。第三,澳门虽作为“弹丸之地”但却对中华传统文化保护作出巨大贡献,这些宝贵经验值得内地借鉴。第四,澳门需要在助推内地精准扶贫的过程中共担民族复兴的历史责任。第五,澳门与内地生态环境相互影响,澳门不仅有责任,亦有权利建设美丽中国。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中国新时代的价值取向和战略追求。作为国家发展大局中的重要一员,澳门同样进入了新时代,同样肩负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尽管澳门是一个微型经济体,经济体量小,资源缺乏,博彩业一家独大的现状至今尚未打破,但作为外向型经济体,澳门对外开放程度高,法律制度健全,在社会发展中享有高度自治权,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必将发挥独特的作用。

  过去,由于国内外长期以香港和澳门进行对比,相对于香港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国际地位,澳门作为特区的国际地位常被弱化,这种状况亦直接反映至“一国两制”的研究中。就海内外多数学者从事香港基本法研究的现状而言,澳门基本法的研究队伍、理论深度、研究话题等方面均欠佳。①这种局面的长期存在,必然有损台湾地区对澳门“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认可程度,亦不利于澳门在海内外发出澳门人的浑厚之声。新时代下的“一国两制”业已进入2.0时代,《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不断强调港澳与内地的融入。而澳门有能力、有勇气,亦有条件在新时代下创造更多“弯道超车”的机会,并为国家发展大局提供宝贵经验。参照国家发展大局“五位一体”的表述,本文将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领域阐述澳门在新时代民族复兴的伟业中大有可为的事项及其发展方向,为澳门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一、经济作用

  (一)澳门可在粤港澳大湾区争当重要一极

  自2017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以下简称大湾区)以来,粤港澳三地的实务部门与学界如获珍宝。两年多以来,三地连续召开了数十场与大湾区有关的学术研讨会,探讨论题十分丰富,侧重不一,各具特色,并取得了许多共识。就笔者参与多场会议后的粗略观察,有关大湾区的建设及其规划问题,粤澳各界表现得十分活跃,而香港多个界别似乎并不感兴趣。尽管如此,总体而言,两年多的浅层研究足以追寻大湾区法律、经济、文化、生态等多个方面的问题,粤港澳各界的宝贵研究成果亦为2018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供了许多启示,如“研究制定大湾区发展规划”演变为“出台实施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2018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直接将大湾区的有关内容置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整体段落里,与协同发展京津冀、建设雄安新区、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等国家战略作为塑造区域发展新格局的重点领域之一等等方面均在透露大湾区作为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平台将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②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同样有类似的表述。

  澳门作为大湾区发展的重要一员,自然应拥有重要的角色定位。然而,正如上文所言,由于长期以来,澳门作为特区的地位有所“弱化”,澳门在粤港澳各项合作中的主导话语权不强,尤其是大湾区提出以来,实务界似乎着重强调广州、深圳、香港在整个建设中的龙头作用,而言及澳门则一般将其表现为重要角色。显然,这种以经济总量为导向的评判标准容易将澳门陷入“随大流”的被动局面中,若在日后大湾区建设中维持这种尴尬的现状必然不利于澳门发挥更多的优势以凸显独特作用。因此,在大湾区建设中,澳门有必要主动出击,加强在建设规划中的话语权作用,在大湾区建设中争当重要一极,发出更强的“澳门之声”。具体而言,尽管大湾区建设的重心在于经济合作,但世界多个湾区建设经验一再表明:没有与生产、生活、教育等方面配套的建设是不可能铸造湾区的辉煌。再者,从系统性的角度而言,有些领域尽管表面上不呈现为经济因素,亦可直接表现为经济因素,如教育合作,可以表现为推进教育产业化合作。因此,澳门要争当一极,必然需要对粤澳加强诸多方面的合作,包括降低相关行业的准入门槛、积极主动参与粤港各类合作等。以律师业合作为例,澳门可就粤澳律师业降低相互间的准入门槛迈出更大的步伐,而非仅呈现出广东律师业的单边开放。律师业的单边开放局面作为一种缩影亦直接体现为粤港澳多年来广东单边开放的一个重大问题。此外,澳门亦可率先成立关于协调大湾区合作纠纷的跨境仲裁机构(如下文所言的澳门国际仲裁中心),扩大澳门在大湾区建设中的影响力。

  综前所述,若澳门过于设置各种阻却广东相关行业准入的条件,不仅不利于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步伐,亦不利于尽快实现自身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夙愿。只要在合作中建构澳门与其他地区的命运共同体,其他地区在澳门经济遭遇困境之时即不可能隔岸观火。在经济旺盛之时,其他地区亦在于澳门共享繁荣之荣光。澳门争当大湾区重要一极的奥秘在于加强对外程度,引进外来资本,优化经济结构,与合作伙伴打造同发展、共繁荣的命运共同体。

  (二)澳门可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扮演桥梁角色

  自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纷纷表示支持和融合倡议的发展大计。“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和平崛起、走向世界的象征,并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一环,在新时代下被赋予了国家发展大局中对外交往的重要定位。“一带一路”更是澳门发展的一大重要机遇。无可否认的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是以经济合作为重心,并适当向维护世界和平,抑制恐怖主义,创造更多共赢机会拓展。在经济合作为重心的维度中,澳门作为微型经济体是否占有一席之地?答案是肯定的。经济合作无关经济体量问题,面积仅有716平方公里的新加坡在艰难岁月中缔造成为亚太重要的金融中心、“亚洲四小龙”之一。澳门是外向型经济体,旅游博彩业长期一家独大,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可以助推澳门经济转型和产业多元化发展,当前,澳门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业已准备了许多配套设置,例如设立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委员会、澳门基金会“一带一路”奖学金等均在不同的侧面助力澳门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拥有一席之地。除了这些必要的措施外,澳门要扮演桥梁角色,还要主动搭建与国际经贸接轨的若干个重要平台。

  首先,设立澳门国际仲裁中心。《规划纲要》指出,要在粤港澳大湾区之内建设国际仲裁中心以扩宽大湾区纠纷解决途径。澳门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与开放程度是澳门建设国际仲裁中心的优势,但澳门世界贸易中心仲裁中心等现行仲裁机构因知名度不广、仲裁力量薄弱、仲裁案件少等因素而鲜为人知,这对澳门参与国际经贸颇为不利。当前,澳门涉外仲裁机构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外籍仲裁员比例过低,葡籍仲裁员比例也不高。③根据国家发展战略的有关安排,澳门今后要建成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和中国与葡语国家经贸合作的服务平台,这些平台均是澳门参与“一带一路”的重要路径。而澳门没有一所能够享誉世界,为国际社会所高度认可的仲裁机构的现状与澳门今后在“一带一路”的定位颇不相符。因此,吸收香港设立国际仲裁中心而使自身法治水平进一步享誉世界的经验,澳门有必要设立自己的仲裁机构——澳门国际仲裁中心。具体而言,澳门国际仲裁中心可在整合现行仲裁机构涉外仲裁资源的基础上,开展以能够处理涉葡语国家纠纷为特色的,并逐步发展处理涉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关纠纷的业务。中心可聘请来自葡语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较为知名的仲裁员以及香港、内地知名仲裁员,运用中文、英文、葡文等语言开展业务。同时,在澳门基金会的支持下,鼓励澳门大学、澳门科技大学等澳门高校设立专门从事国际仲裁的专业或者研究方向,并给予学生充足的日常生活补贴,确保学生安心研习国际仲裁规则。研究国际仲裁的学生可同时在澳门国际仲裁中心仲裁员的指导下进行实习工作,提前接受相关业务的训练。此外,为吸引涉葡语国家、“一带一路”国家来中心进行仲裁,中心有必要定期举办有关澳门国际仲裁文化的论坛和博览会,并藉澳门政府举办中葡各类交流论坛之机加以宣传。唯有如此,才能既保障澳门从事国际仲裁的人才源源不断,又保障澳门法治文化走向世界。

  其次,澳门可争取与“一带一路”相关的金融机构或者分支机构在澳设立。当前,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的资金平台共有七个:亚投行、丝路基金、中国—中欧合作基金、中—欧亚经济合作基金、亚洲区域合作转向资金、中国—东盟海上基金、中国—东盟合作基金+周边友好交流专业基金。多个平台以金融机构的形式在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设立总部。这不仅依赖于上海的金融实力,还依赖于上海在国际上的知名度。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发挥出无穷的力量时,类似亚投行等“一带一路”相关的金融机构亦会随之增加。澳门金融业受经济环境的限制,发展一直比较缓慢,与香港相比,澳门金融业的发展长期是一个短板,澳门要获得发展,就必须抓住“一带一路”时机,设立相关金融机构。在适当之时,澳门可请求中央为兼顾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充分利用澳门作为中葡交流平台的优势,将亚投行、丝路基金等类似机构或者分支机构优先在澳门设立。澳门现有各产业的资金可通过这些金融机构参与“一带一路”投资,扩大投资的广度与深度。相对于当前“一带一路”发展的趋势,保险业尚未得到有关国家的重视,但随着贸易投资风险的增加以及跨国人员流动过程中频发的权益侵犯问题,保险业或将成为“一带一路”金融合作的“黑马”。因此,澳门可先吸收香港国际保险业发展的经验,鼓励香港相关保险业到澳投资,营造澳门国际保险业宜商环境。

  综上所述,澳门对国家发展战略的经济作用不仅要体现在直接的经贸往来,更要体现在经贸往来相关的配套设施上,将澳门国际仲裁中心、澳门“一带一路”相关金融机构打造成为澳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平台,不仅有助于深化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更有助于为国家贡献更多的澳门力量。

  二、政治作用

  “一国两制”作为完成祖国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家制度,首先针对的是台湾,而由于时间结点的机缘巧合而首先适用于澳门和香港。换言之,港澳运作“一国两制”的情况直接影响到台湾人民回归祖国的意愿。目前,“一国两制”业已在香港实践22年,在澳门实践20年。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一国两制”方针的创新尝试。官方文件一再阐述“一国两制”在港澳约二十年实践的立场——“一国两制”是解决港澳问题的最佳方案和保障港澳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④这一决断在港澳社会引起较大的共鸣。从稳定社会和国际地位的角度而言,港澳两座城市自回归后确实长期保障了繁荣稳定,民众权益不断得到保障,国际影响力节节攀升。这种幸福的感觉在澳门尤其明显。尽管香港近年来有扰乱“一国两制”正常运作的因素,但始终不能成为主流,亦未能根本性改变香港社会发展的方向。因此,官方立场的判断从整体上是符合港澳的实际情况。然而,从政治的角度而言,既然有港澳两座城市同时实践“一国两制”,即不能避免存在比较的空间。一旦出现比较,必然有优劣情况,而这种优劣情况亦直接影响到台湾民众对“一国两制”的态度。正如上文所言,澳门长期以来的国际地位是有所“矮化”的,相关的研究力量亦呈现重香港而轻澳门的现象。正因如此,笔者有必要在国家发展大局中重新对澳门实践“一国两制”的状况进行定位,并强调学界对澳门经验须有高度的认可及推广行动。

  当前,澳门成功实践“一国两制”的模式之所以在台湾遇冷,笔者认为,或存在两大原因:其一,“一国两制”存在“矮化”台湾地位的嫌疑,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台湾人民的法律地位;其二,“一国两制”澳门模式是中央的过度支持下且长期依赖素有暴利特征的博彩业为主要产业方能奏效的,不具有普遍意义。两个观点实际上是两面一体,即“一国两制”能否产生巨大威力。故本文重点探讨第二个观点以验证第一个观点的杞人忧天之处。

  首先,自澳门回归以来,中央便像一个“无私的母亲”,时刻关注着澳门社会的繁荣稳定,在每一年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均有关于澳门的相关表述,并在“十一五”以来的所有规划中均强调重点支持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如此看来,中央为支持澳门社会发展而制定的措施确实起了较为关键的作用,然而,中央施行的这些措施均可视作为履行对澳政策的一种反映,是为保障澳门长期繁荣稳定的一种承诺。澳门得到长期繁荣稳定,受惠的不啻是澳门本身,内地还可以吸取澳门经济繁荣后的溢出效应,如广东便可接受澳门许多的投资、捐赠和其他教育支持。2016年暨南大学110年校庆之时,澳门特区政府通过澳门基金会向暨南大学捐赠一亿人民币以支持其教育发展。内地还可以通过澳门这一平台与葡语国家建立各种经贸和文化关系,极大地拓宽我国外交局面。若澳门社会得不到繁荣稳定,亦即无任何资金支持内地发展,更吸引不了葡语国家以澳门为平台与中国建立和谐关系。可见,澳门繁荣稳定亦即意味着与内地同发展、共繁荣,共建命运共同体。若中央对台湾承诺会依法保障台湾长期繁荣稳定,以往对澳门施行的政策同样可适用于台湾之上。中央是负责任的,这在“一国两制”实践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台湾回归后,若未能保持繁荣稳定,于中央而言,这直接涉及到中央的权威性、公信力等问题。参照经济学上的“资源诅咒”,若澳门民众只有中央支持而不能自主地运用这些优势,同样不能很好地实现繁荣稳定。澳门能够长期保持繁荣稳定,离不开澳门民众勤劳拼搏、勇于创新、自强不息的精神。因此,中央的支持不能视作澳门成功实践“一国两制”的“负面推手”,而应视作中央负责任的一种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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