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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戈平撰文 推荐田飞龙新作《抗命歧途》
http://www.CRNTT.com   2020-05-14 22:20:33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饶戈平
田飞龙新作《抗命歧途》
田飞龙。
  中评社香港5月14日电/“飞龙属于天资加勤奋一类的青年才俊,在同龄人中具有超凡的理性思维能力,才思敏捷,文笔犀利,出手快,产出高,学术潜力大。让人对他刮目相看、得以脱颖而出的,往往是他深厚广阔的理论功底,顺畅严谨的逻辑思维,运用自如的语言能力。飞龙出道时间不长,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这是饶戈平教授对于田飞龙博士的评价,在田飞龙的新书《抗命歧途——香港修例与两制激变》中,饶教授更撰文点评及推荐。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饶戈平今年2月撰文,推荐田飞龙新作《抗命歧途》,内容如下:

  “一国两制”关键性挑战的创意阐释

  窗外飘着北京罕见的漫天大雪,电视里不断播送防控新冠病毒疫情的新闻,整个寒假几乎都在封闭状态中度过,已经十多天没出家门了。我埋首在田飞龙文稿的阅读中,每每掩卷沉思,回味着这部新作《抗命歧途——香港修例与两制激变》传递的学术信息。

  2019年,对实施“一国两制”的香港而言,的确是一个始料未及、意味深远的不寻常年份。一场涉及逃犯移交条例修订的争议竟然引发出回归以来最大规模的反政府政治运动和暴力骚乱,严重破坏了香港的社会秩序和法治,矛头直指“一国两制”原则底线,改写了香港政治版图;严峻局势旷日持久,深远影响令人忧虑。香港市民、内地民众在惊谔、痛心的同时,也都在思考这场运动的来由和影响,思考香港何去何从,都更加关注中央对港政策和“一国两制”的未来走向。当此关键时段,如何向社会民众提供一个有关这场运动的令人信服的理性解说,如何揭示表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和本质,引导民众寻求解困危局、争取光明前景的路径,责无旁贷地落在了有良知、有责任感、有能力的学者身上。从历史上,但凡一次重大事件之后,通常都会涌现出一批有关该事件的学术著作,为历史留下一道理性光辉,而这恰恰也是学者的责任所在。内地青年学者田飞龙正是在第一时间交出了一份应景的答卷。

  飞龙的新作《抗命歧途——香港修例与两制激变》可说是最早在香港出版的总结、反思这场运动的学术专著之一,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内地部分青年学者的观点。但该书内容又不限于修例风波,还包括对新时期“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再学习和再认识。全书共有八章,前五章构成一个集束羣,聚焦于对修例风波的观察和思考,后三章构成一个集束羣,聚焦于对“一国两制”下香港治理的总结和建言;两部分前后呼应,相互关联。作者试图从香港内外双重视角,以法学与政治学方法,对这一场反体制的社会运动加以深度剖析,对“一国两制”宪制原理予以反思重构,并提出运动后期治理与新时代“一国两制”发展的若干对策思考,有鲜明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相信该书的出版会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

  修例风波发生在回归22年的香港,但其诱因、衍变、后溢效应却是远近、内外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绝不限于香港。该书把修例风波置放于一个宏大的特定时间、空间节点来考察,从香港社会固有的深层次矛盾说起,谈到“一国两制”新宪制秩序下的尴尬局面,从香港本土主义的嬗变谈到港独蔓延中的台湾因素,从中美间政治、经贸较量谈到大国关系夹缝中生存的香港,把观察香港问题的视角提升到一个必要的新高度。该书依据宪法学和政治学原理,条分缕析地批驳了“占中”、修例风波中出现的挑战“一国两制”底线的种种谬说,剖析有关特区政府自治紧急权、反蒙面法和高院裁决的各种争议,正本清源,激浊扬清,从法理上纠正了坊间流行的错误认识。特别是针对英国从《中英联合声明》中引申出的“监督权”之说,以及美国国会涉港立法所依托的“长臂管辖权”之说,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辩说和反驳。该书有关香港警权正当性的论述,有关影响区议会选举的六大因素的归纳等等,更是论证充分、掷地有声。人们从全书构思严谨的每一章中都不难发现令人眼前一亮的精彩论述和独到观点,都可以看到研究成果的理性光辉和专业擅长。

  在我看来,该书更大的学术价值在于作者对“一国两制”香港实践的理性探索,在于对新时期中央对港政策的创新性学理解说与对策思考。抱持对“一国两制”方针的真诚信奉和维护,该书勇于直面“一国两制”实践中的深层次问题,勇于触及顶层设计和对港工作中的敏感问题,善于从理论上阐释充满挑战和困扰的社会疑难问题,以批判性创意思维给予理性归纳和提升。对于既有的“一国两制”学说,作者致力于坚守与创新的结合,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不是静止孤立地谈论“一国两制”、重复现有结论,而是通过对港式资本主义的深度反思、对“一国两制”方针的再学习、再领悟,把香港实践置于国家宪制秩序和经济发展全局的宏观视野来考察。作者指出修例风波的后期治理与香港繁荣稳定的重建,将考验国家治理智慧与香港自身的高度自治能力。作者断言“一国两制”将由此决定性地转入了中央权力合法进场、香港管治改革及社会重建的“下半场”。他预言,香港实施“‘一国两制’已经出现了从‘分立模式’的1.0 版本向‘融合’模式的2.0 版本的转型”,将以审慎的客观立场期待“新香港”的理性塑造与二次腾飞。从这一部分的娓娓论述中,人们不但能深切体验到作者那种基于理性思考的积极向上的世界观,而且能感受到一股扑面而来的理论清风,让人耳目一新、久久回味,能够启发、引导人们进入更宏大的“一国两制”学术研究空间,推动香港研究迈向一个新的理论阶梯。

  看起来我对田飞龙的新作似有不吝褒奖之嫌,但这并非意味着我对他书中的所有观点都表示赞同,也没有这种表态的必要。事实上,该书的某些新概念、新论断确有尚待商榷之处,个别推理论证也还需要更严谨、更充实一些。但这些似都无关宏旨,这里且不予细说。对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观察和评价,从来很难取得完全一致的看法,见仁见智,各持己见,实属正常,当予包容。在这里,重要的不在于各自的见解是否一律,而在于是否共有对国家、对香港的责任感,是否共有对事实、对法律的尊重,是否赞同学术探索的科学态度。这恰恰也是我欣赏认可飞龙新作的理由所在。飞龙新作最能打动人心的,或许是他对“一国两制”不容置疑的拥护之心,是他热情洋溢的理性真诚,是他执着探索的学术勇气,是他高度抽象的思维能力。对于一个年轻学者而言,这些品行和素质恐怕是比他的研究成果更被人看重的地方。

  内地学界研究港澳问题的学者不多,年轻人更属凤毛麟角。飞龙的专长本在宪法学和政治学,是内地“政治宪法学”流派年轻学者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对“一国两制”香港实践的观察、学习源于北大读研期间,但正式介入研究是从2014 年香港大学访学聚焦“占中”主题开始的,距今不过五六年时间,而其论着的高产出、在媒体上的出镜率,使他成为近年来广受内地和港澳关注的一位青年学者。飞龙属于天资加勤奋一类的青年才俊,在同龄人中具有超凡的理性思维能力,才思敏捷,文笔犀利,出手快,产出高,学术潜力大。让人对他刮目相看、得以脱颖而出的,往往是他深厚广阔的理论功底,顺畅严谨的逻辑思维,运用自如的语言能力。飞龙出道时间不长,书生意气,挥斥方遒。虽然他的一些观点难免略显稚嫩,尚待商榷,甚至曾遭人物议,但是他真诚的使命感,执着的学术探讨勇气,却是难能可贵、诚堪嘉许的。相信飞龙能够一秉谦恭谨慎、博采约取、精益求精的科学态度,再接再厉,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为中国的宪法学与“一国两制”理论研究做出更多贡献,取得更大成就。

  年初飞龙请我为他的新书作序,我不揣冒昧,匆匆命笔,拟就上述文字,愿与飞龙引为共勉。

  饶戈平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
  2020年2月于北京大学燕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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