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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对抗中的文化战略
http://www.CRNTT.com   2020-03-26 00:11:18


  中评社╱题:文明对抗中的文化战略 作者:黄光国(台湾),台湾大学教授、著名社科学者

  未来一个世代,华人学术界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两岸学者携手合作,以科学哲学作为基础,整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中华文化传统,“中、西会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逐步达成“习五条”中所强调的“心灵契合”。在我看来,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控制只是一时之事,将来必然很快可以获得解决,但中、美文明冲突中的社会科学本土化问题才是长久的根本之计。

  这次台湾总统大选令人印象最深刻的一幕,是投票之前上百万“韩粉”在凯达格兰大道举办造势大会的场面,使得韩国瑜获得了552万张选票;不料“韩粉”声势浩大的造势,却激起年轻世代“英粉”的危机感,他们低调地返乡投票,却使蔡英文获得817万张票,而赢得这次大选!

  这是有史以来,台湾地区历届总统大选中,最为明显的一次“民粹对决”。就选举的结果来看,这是一次“讨厌民进党”和“讨厌国瑜党”的对决;就选举时的社会氛围来看,却是“选美国”和“选中国”的对决。更清楚地说,这次大选根本就是一场“代理人的战争”,为什么呢?

  一、代理人的战争

  去年四月,美国国务卿龎培欧已经很淸楚地表明:中美双方的贸易战争,在本质上是“文明冲突”。美国政府已经拟好了类似二战后冷战的“X计划”,准备全面围堵中国。这次台湾大选,其实是一场围堵中国的“网络战争”。

  再从历史角度来看,这样的选举结果可以追溯到1994年李登辉全力推动的“教改”。所谓的“自由派”不惜以牺牲整个教育体制作为代价,逐步推动“去中国化”的教育改革,很成功地培养出“媚日、亲美、反中”的“天然独”世代,也不知不觉地使台湾在中西文明的夹缝中,陷入“自我殖民”的困境。

  选举过后,蔡英文接受BBC专访,被问到两岸面临战争风险时,她的回答是:“不能排除战争的可能性……但除了军事准备外,更重要的是,你必须得到国际的支持……我们有相当不错的能力,对中国来说,入侵台湾的代价将非常巨大。”她在接受亲绿媒体专访时,有人提到:有政治观察家认为这次选举是美国代理人与中国代理人的战争,“也有点过头了”,台湾人在这次选举,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民主与自由的价值”。蔡英文本人并不否认:这次选举是一场“代理人的战争”,而且她自己也准备好要继续打这场“代理人战争”。我们不妨从宏观的历史角度,回顾中、美之间的国际关系,来思考所谓“代理人战争”的现代意义。

  二、日本侵华的影武者

  美国原本是英国殖民地,从1775年发动独立战争成功之后,便采取“扩张主义”(Expansionism)的政策,从原本的北美十三州,逐步往西扩张,在美墨战争中,打败墨西哥,使其承认德克萨斯为美国领土,并割让加利福尼亚。南北战争后,从沙俄购买阿拉斯加(1867),而开始往太平洋发展。

  1853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培里(Mathew Perry)率领所谓“黑船”的“密西西比号”等三艘军舰绕过好望角东来,7月8日出现在日本伊豆半岛口的下田港,隔年即强迫当时执政的幕府开港,放弃锁国政策。

  随后,他在前往香港途中,占领小笠原群岛,并和琉球国王缔结条约,取得建立加煤站的权利。他路经台湾的时候,发现台湾非常适合作为美国向东方发展的根据地。台湾岛上丰富的煤矿,可以供应商物轮船与海军船舰往来补给燃煤。由于中国海上海盗出没频繁,培里更建议在台湾建立美国的海军基地。企图将太平洋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有意或无意地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影武者”。

  在鸦片战争后,美国援《南京条约》之例,与清廷订立《天津条约》,开放五口通商。当时美国驻厦门领事,是南北战争中曾建立军功的李仙得(C. W. Le Gendre)。他获知此事,立刻向北京美国使馆及美国政府请示对策;同时赶到福州,与闽浙总督交涉,要求按照中美《天津条约》,严令台湾地方官员救出遇害人员,并严惩原住民。

  不料刘明灯等人竟然告诉他:原住民是“琅峤生番”,其居住地不归中国官府管辖。李仙得因而对台湾原住民土地的所属及管辖产生质疑,号称“中国通”及“台湾通”的李仙得在处理罗发号事件的过程中,发现台湾岛上有两个政权,一是代表汉人的清朝廷,另一是代表原住民的头目。清朝统治台湾以来,采取分疆划界的策略,对于原住民活动地区设“土牛”,以封山禁绝的方式,将原住民居住地视为“化外之地”,是清廷统治权所不能及的地方。国际船难事件发生时,受难者找管辖国理论,清廷总是以“化外之地、化外之民”为由,推诿责任。

  李仙得因此提出“番地无主论”(non-territory),认为当时清廷在台湾设立的官方机构最南只管辖到枋寮。枋寮以南,甚至东岸宜兰以南的后山,都是“无主地”,原住民的活动空间不隶属于任何政权。他还出版了《台湾番地所属论》,质疑清廷对台湾的主权。

  李仙得跟各方面交涉的心得是:跟清朝官吏谈判,必须有强大的武力做后盾,才能获得满意的结果。原住民虽然有“出草”的习俗,反倒可以和平交往的方式,跟他们建立友好关系。但十八番社之间并没有隶属关系,跟一社订立协议,救护失事船员,并无法约束其他社的行动。而且在枋寮以南,清廷并没有委派救难人员。原住民碰到遇难人员,无法送到远方,乾脆“杀掉了事”。

  他主张:对船难漂流者惩凶的原住民,清廷既然不愿处理,最好由日本来承担。因为台湾位于宫古岛附近,地理位置相当靠近日本。如果日本占领台湾,对其他强权不会造成威胁。若是日本不愿意,假以时日,英、美强权也会占领台湾。

  1874年,两艘石恒岛与宫古岛船对琉球国年度进贡之后,返航途中,遭遇暴风雨,漂流到恒春南端,幸存上岸的六十六个琉球民,有五十四人被排湾族的高士佛社原住民杀害,生还的十二人被保力庄主杨友旺营救,获送由凤山县衙,转送到福州琉球会馆。

  当时日本外大臣副岛种臣知道美国海军曾经与台湾原住民作战,向美国驻日公使德隆(C. E. DeLong)商借台湾地图,想瞭解台湾南部沿海地区的地形地势,德隆将李仙得介绍给副岛,担任日本外务省外籍顾问,两人都力劝日本藉机攻占台湾。

  李仙得与副岛种臣经过几次沙盘推演,完成了一份《李仙得备忘录》,其中强调:“善用琉球人遇难事件,并趁清朝内政混乱……是将台湾、澎湖一举据为已有的重要时机。”后来日本决定是否对台湾出兵,始终遵循这份备忘录的指示,它变成明治政府对华政策指导原则。

  在牡丹社事件发生前一年,日本想解决琉球的归属问题,德隆即说服美国,承认琉球是日本的一部分。副岛种臣也表示愿意继承《美琉条约》,让美国可在琉球岛上建立加煤站。既然获得了美国承认,副岛种臣因为牡丹社事件与清廷谈判琉球归属问题时,又迫使清廷承认遭难的琉球民是日本人。1879年4月4日,日本终于派兵并吞琉球,顺理成章地把琉球转化成为“冲绳县”。

  牡丹社事件发生四年后,李仙得同时在纽约及横滨出版《进步的日本》,他在自序中承认写书的动机,一部分是为了美国的利益。因为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全盘接受欧美文化,是亚洲国家的“模范”;在地理上,日本又是较邻近美国的东方国家,两国应建立密切的关系,共存共荣,互惠互利。

  什么叫做亚洲国家的“模范”呢?在日本明治维新初期,日本知识界的主流思想是“和魂洋才”。等到日本开始发展军国主义,主张“脱亚入欧”的福泽谕吉一跃而成为“日本近代化之父”,他主张日本应当全盘学习西方,包括欧洲的殖民帝国主义。在甲午战争开打之前,他便在日本媒体《时事新报》上发表言论,为这场战争“定性”并“定位”:

  这次战争虽说是日清两国之争,但实际上却是一场文明与野蛮,光明与黑暗之间的战斗,其胜败如何,关系到文明日新的前途。

  在他看来,已经“近代化”的日本,无疑是代表“文明”与“光明”的一方,而当时的中国,则是代表了“野蛮”与“落后”。“落后就该挨打”,作为老牌殖民帝国主义的美国,当然十分欣赏这位“后起之秀”,认为日本是亚洲现代化的“模范”。

  在牡丹社事件后的第二年,日本藉口军舰“路过”朝鲜江华岛时,被朝鲜士兵炮击,而爆发连续三天的武装冲突。“江华岛事件”后,日本强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允许日本在釜山通商,派驻使臣;日本并承认朝鲜为独立国家,以分化清朝廷与朝鲜的朝贡关系。此后,日本对朝鲜的政治及经济影响力不断增长,朝鲜的统治阶层也开始出现亲日的“开化党”。

  1894年的1月,朝鲜又发生东学党之乱。6月1日,朝鲜向清廷求救,清廷决定出兵,内阁总理李鸿章依约知会日本,日本也派兵到朝鲜,但乱事平定后,日本却不撤兵。7月9日,美国受朝鲜之托,请协助劝清、日两方撤兵,当日本拒绝时,美国仅在形式上表示遗憾,实际上美国军火商却大卖武器弹药给日本,为其军事行动加柴添火。7月25日,中日甲午战争终于正式爆发。

  战局的发展对清廷愈来愈不利,清廷决定依照日本的要求,派总理衙门大臣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和兵部右侍郎署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代表,赴日本谈判。张荫桓建议:聘曾任清朝驻美使馆法律顾问的福士达(John W. Foster)担任使团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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