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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非理性到理性:台湾选民的世代变化及其政治后果
http://www.CRNTT.com   2019-04-20 00:15:22


韩国瑜赢得被称为民进党大本营的高雄市长,是台湾政治进入新阶段的一个最新标志。
  中评社╱题:“从非理性到理性:台湾选民的世代变化及其政治后果” 作者:巫永平(北京),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

  韩国瑜在去年底的台湾地方选举中赢得被称为民进党大本营的高雄市长,是台湾政治进入新阶段的一个最新标志。在投票给韩国瑜的89万选民中,有大量中间选民甚至部分浅绿选民。他们支持韩国瑜,不是因为支持国民党,而是因为支持韩国瑜本人。为什么他们要支持韩国瑜?这一现象具有指标性意义,标志着台湾政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进入选民的世代交替。这种交替不仅表现在时间意义上,更表现在政治态度和偏好上。最根本的特征是由非理性选民向理性选民转变。理性选民在政治态度和偏好上与传统非理性选民有明显不同。理性选民的政治态度正在重塑台湾的政治环境和政治生态,因此也势必影响未来的两岸关系。理解这一变化不仅是理解台湾政局演变的基础,也是大陆今后制定对台政策的基础。

  一、理性选民和非理性选民

  本文所说的理性和非理性,是指决定政治态度和投票行为的因素差异。理性指的是根据是否符合自己的利益和判断决定自己的政治支持。这里的利益既可以是经济利益,也可以是价值观。非理性指的是根据群体的某种观念而不是自己的利益和判断决定自己的政治支持。非理性选民较为从众,理性选民则较为独立和自主。需要说明的是,理性和非理性,只是表明决定政治行为的因素差异,无关正确和错误,也不涉及道德判断。非理性并不一定就会犯错,理性同样可能犯错。同样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说的理性选民和非理性选民,与讨论台湾选民特征时经常听到的政治选民和经济选民的说法不同。非理性选民所包含的内容要多于政治选民的内容,理性选民所关注的内容也比经济选民的说法更为多元和丰富,既有经济因素,也有政治和社会价值观。

  台湾选民的理性和非理性是由其所生活的时代所塑造的。而生活的时代由年龄所体现。大体而言,60岁以上多为非理性选民,30岁以下多为理性选民。在这次地方选举中,高雄60岁以上者支持陈其迈的选民比例最高,就是这一年龄特征的体现。基本上,台湾开始民主化后出生的人所具有的政治特质与他们的祖辈和父辈开始不同了,这大体上从1990年开始。进入九十年代后,统独和族群逐渐成为政党竞争的主要议题,独派势力塑造的爱台湾和反中政治正确氛围加速了台湾意识的加强。陈水扁执政时期开始实施去中国化的课纲,更成为改变新一代年轻人国家认同观的转捩点。这种通过年龄体现出来的世代差异在蓝色选民身上比绿色选民体现得更为明显。通常,蓝色选民祖辈和父辈的中国认同清晰,而到了孙辈,中国认同已经淡化,台湾认同占据了国家认同的全部。因此,随着时间推移,理性选民占台湾总人口的比例会越来越高,非理性选民随着年龄的增大会不断萎缩。尽管已经进入从非理性选民到理性选民的交替,但这个过程不会很快完成,而是一个逐渐转换过程,直到理性选民数量完全超过非理性选民,才可以说台湾已经入理性选民时代。

  非理性选民具有以下特征:

  1、受个人历史经历的影响,具有很深的历史情节。绿色选民由于国民党威权统治的经历和受亲绿意识形态的教育,悲情意识强烈。蓝色选民则因为大陆背景,对大陆怀有天然亲近感。这两种情感都决定了他们能够无条件支持各自的政党。

  2、省籍情节深厚。所谓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间的区别明显,这种建立在出身来源地基础上的区别决定了截然不同的政治支持。

  3、国家认同高度分裂,台湾认同和中国认同针锋相对。

  4、政党政治忠诚度高,不太容易因为形势的变化放弃对自己政党的支持。这一点在绿色选民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其政治忠诚度远高于蓝色选民。

  5、依赖传统的信息传播方式,报纸、电视、广播是其获得信息的主要途径,这一点在绿色选民身上更加明显。后者对于电台的依赖导致地下电台在传播政治信息方面曾经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传统的政治动员方式对这些选民更加有效,造势集会、拜票、桩脚动员是主要的政治动员方式。

  理性选民的特征与非理性选民具有很大不同:

  1、没有历史包袱。成长年代和环境决定历史因素对他们的影响很小,根据现实而不是根据历史决定好恶。

  2、不再有“省籍”区别。由于外省籍已进入第三代,省籍身份已经淡化,省籍已经不是问题。

  3、没有很强的政党忠诚。更加自我,更倾向于依据个人喜好而不是一种固定的意识形态决定支持政治人物或政党。从非理性选民的看党转向看人,更加关注政治人物个人,更加看中其个人特质,理念是否和我更接近,使用的语言和传播方式是否符合我的习惯和喜好。因此,他们既可以在2014年和2016年选举中支持民进党,也可以支持无党派的柯文哲,也可以在2018年的选举中支持国民党的韩国瑜。选人不选党,只要喜欢的人,不管什么党都可以支持。相反只要不喜欢,随时可以改变支持。

  4、更加看重自由和权利。所处时代、成长环境和生活环境决定了年轻世代更加自主和自我,不喜欢受约束。

  5、依赖互联网。信息来源依赖互联网,生活方式也更加依赖互联网。不再依赖报纸、电视和广播等传统方式获得信息。

  6、国家认同趋于一致,台湾意识增强。年轻世代在国家认同上不像他们的祖辈和父辈那样高度分裂,因为没有历史包袱,因此没有父辈尤其是祖辈那种一定要独或一定要统的意识形态。但上世纪90年代后台独政治正确的政治环境、进入新世纪后的去中国化教育,塑造了未必是“天然独”但确是“天然台”的年轻世代。他们的本土意识更强,在台湾与大陆之间形成“你是你,我是我”的两岸观,并且这种认知在个体上更加清晰,在群体上也更加一致。同时,对大陆的态度更加中性,既无绿色选民的仇视,也无蓝色选民的亲近,但与大陆的疏离感增强,把台湾与大陆区分开来,不仇视大陆,但也未必喜欢大陆。

  二、非理性选民到理性选民世代变化对台湾政治的影响

  自民主化以来的绝大多数时间里,统独对立是台湾政治的主要特征。选民分为赞成统一与主张独立两大阵营。二者分别构成了国民党和民进党的基本支持者。尽管后来两个阵营的人数有所变化,但基本构成却大致稳定。这种以意识形态决定政治支持的非理性行为,成为选民的主要特征。非理性选民在投票时具有强烈的敌我意识,“我们的人”和“他们的人”的认知是投票的依据,决定二分法的原则是以出身来源决定的族群身份,即所谓的本省人和外省人,也分别被标识为蓝和绿。在蓝绿两个阵营中,也还有明显区别,绿色选民的政治忠诚度更高,只问蓝绿,不问政见,不问立场,不问个人操守,只要是“我们的人”,就无条件支持。

  非理性选民主导的时代,以省籍为基础的族群政治压过了以社会为基础的阶级政治,国家认同高于阶级认同,国家认同模糊了阶级认同,统独问题超越社会问题和其他政治议题,获得压倒性重要性,成为决定政党竞争最关键和最有效的议题,也成为区分不同政党的最鲜明政治标识,选民的政治支持建立在政党的统独立场上,投票时选党不选人。候选人的个人特质和操守、经济和社会问题的立场在统独立场面前降到了次要地位。2004年选举中,陈水扁贪腐问题已经成为全台湾关注的焦点,但绿色选民对此全然无视,“肚子扁扁,也要投阿扁”,就是其最显着的政治态度。

  这种情况在2012年选举时已经开始变化。在统独议题不再那么有效时,蔡英文把宣传主轴转到阶级议题,标榜民进党代表普通老百姓,国民党代表资本家,站在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背后的是资本家,迫使重量级企业家接连站出来支持马英九。到了2016年选举,统独议题重要性下降就更为明显了。国民党候选人朱立伦一直试图把有能力稳定两岸关系作为自己的最大优势,成为其竞选主轴;但蔡英文把就业、物价、贫富差距、环保等经济和民生议题作为主攻国民党的方向,避开两岸问题。获得年轻选民支持是蔡英文获胜的关键因素。年轻选民支持蔡英文,不是支持她所代表政党的台独主张,而是相信她的经济和社会承诺,相信她能带来希望,支持她就有未来。

  2018年的地方选举,韩国瑜抓住高雄的经济和民生问题逐渐建立自己的优势,民进党反而回过头打统独和两岸牌,甚至试图希望通过拉回美丽岛事件唤醒选民的悲情意识。选举结果表明这些都没有抓住选民的心。四年前的地方选举和两年前的大选中支持民进党的年轻选民,2018年转向了支持国民党的候选人。这是理性选民缺乏政党忠诚度的有力证据。

  三、理性选民与未来台湾政治

  理性选民的崛起正在改变台湾的政治生态。统独意识形态虽然不太可能消失,并且还会继续不断在选举的关键时候被当着牌拿出来打,但重要性会继续下降。经济和民生会成为社会关注的重点,政党会把竞争议题转向物价、就业、环保、收入、公平等经济和社会议题。传统特质的政治人物会越来越没有市场,柯文哲、韩国瑜类型的有个性、接近民众的政治人物会越来越多。这些会推动台湾政治人物的世代交替,无论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老派政治人物的舞台会缩小,政治新人加速出现。这对国民党的影响要大于民进党。 

  中间选民的数量将会增加,蓝绿阵营的板块都会萎缩。在非理性选民占多数的时代,政党只要固守各自的基本盘,再争取一定数量的中间选民就可能获胜。但理性选民数量增加后,意味着基本盘萎缩,决定胜负的是中间选民。而这部分选民的政党忠诚度不高,投票偏好随时可能变化。这次韩国瑜能够在高雄当选是因为赢得了中间选民的支持,而台北市长选举柯文哲则依靠中间选民胜出,二者都是这种变化的最新证据。这样的变化随着时间推移会进一步加剧,政党的政治立场势必也随之改变。

  政党会进一步向中间靠拢,经济、就业、收入、分配、环境等社会民生问题将占据政党竞争的中心,统独等问题的重要性下降。台湾的民主会转向正常的轨道。是否会形成左右分野鲜明的政党格局,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目前的国民党和民进党并不是典型意义的右翼政党和左翼政党。但是,当统独等国家认同问题不再占据政党竞争的核心位置、选民更看重民生和社会议题时,政党不得不把竞争重点放在选民关注的问题上,结果必然导致主要政党和候选人要提出更加清晰、系统和一贯的经济和社会政策,政党和政治人物就有可能形成比现在更加鲜明的政策主张,以供选民选择,因此就有可能导致台湾政坛现在左右不清晰的政治变得清晰化。

  理性选民带来的另外一个重要影响是台湾政党轮替不仅是必然,而且周期缩短。10年前马英九大胜,民进党内一片哀嚎,认为20年内民进党不会有希望。但仅6年后民进党就在地方选举中大举获胜,8年后的大选中更以漂亮的胜利重新夺回政权。那时候人们又普遍认为,台湾就此进入民进党一党主导政治的时代,国民党就此将沦落为中型政党,失去了与民进党竞争的资格。就在民进党踌躇满志时,两年后的地方选举选民就把民进党打翻在地。变化之快,令人眼花缭乱。

  理性选民时代的到来,将倒逼政党进行改革和转型,改变政党形象,让政党和政治人物更贴近民众。可以预见,这次地方选举结果对获胜的国民党和挫败的民进党都将形成巨大冲击,促使两个党加速自我革新。从这个意义上说,理性选民将重塑台湾的政治格局和政治生态。

  四、理性选民与未来两岸关系

  台湾进入理性选民时代势必对两岸关系产生深远影响。一方面,由于没有一个把台独意识形态化的绿色选民基本盘,绿色政党就失去了打激进台独牌的社会基础,也就没有了推进激进台独的必要和冲动,无疑会降低台独冲击两岸关系的几率,有利于两岸关系的和平与稳定。但与此同时,台湾意识在新世代理性选民中的普遍化和一致化,也同样会增加实现统一的难度。大陆如何根据新世代理性选民的特点,提高对台政策的针对性、精准性和有效性,是一项新课题。最为重要的是准确理解和把握理性选民的特征,对此需要在学术上进行充分研究,也要在政策实践中不断探索。在面对新世代的理性选民时,尤其要注意以下几方面:

  第一,让生活在岛内的台湾年轻人有机会分享大陆的发展机遇,让大陆的发展给台湾年轻人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大陆推动的融合发展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途径。31条和各地出台的各种政策,都有助于推动台湾青年在大陆分享发展机遇。下一步大陆可以加强与台湾县市的经济合作与交流,通过与台湾县市的合作,实现两岸一起发展,把目前在大陆的单向融合扩大至岛内的双向融合,让在台湾的同胞尤其是年轻人享受到大陆的发展机遇。这次选举国民党在15个县市获胜,为探索这种模式提供了有利条件。

  第二,培养两岸青年的共同生活经验。在全球化的时代,两岸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日益趋同,爱好和兴趣也几乎没有差别。网购、影视娱乐的网络化都拉近了两岸青年的距离。如何挖掘和利用这些领域,创造机会让两岸青年形成共同生活经验,是大陆对台政策下一步要探讨的问题。台湾年轻人对大陆疏离感的增强,原因有多种,但最根本原因还是与大陆缺乏共同生活经验。没有共同生活经验,就难以产生共同的政治认同。大陆的对台政策一定要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第三,培养台湾年轻人对大陆的亲近感。在两岸问题上更加理性的台湾年轻世代,对大陆的疏离感也更加明显。针对这一情况,大陆有必要通过各种方式增加台湾年轻人对大陆的亲近感。增加亲近感的方式除了针对台湾尤其是台湾年轻人的各种政策本身,还包括表达方式甚至所用语言。大陆自身在治理方面不断取得成就也至关重要。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19年4月号,总第25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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