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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希望于全体台湾人民的理性“和平统一”
——基于风险决策前景理论的观察
http://www.CRNTT.com   2019-03-03 00:11:28


主动选择“和平统一”,才能更有效保障广大台湾人民在台湾的利益。
  中评社╱题:寄希望于全体台湾人民的理性“和平统一”——基于风险决策前景理论的观察 作者:李海燕(广州),广州大学台湾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主动选择“和平统一”,才能更有效保障台湾广大人民在台湾的利益需求,保障台湾未来治理的稳定和长久。姑且不论政治因素或信仰因素,仅从个体或组织的损失最小、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视角,“和平统一”是最符合理性经济人假设的优先决策选项。“九合一”选举中以“货出得去、人进得来,高雄发大财”等拼经济的选举口号及“讨厌民进党”、“讨厌国民党”等厌恶蓝绿恶斗的政治倾向,取代了“肚子扁扁也要选阿扁”等“民粹主义”感性口号,表明了台湾社会已经从传统熟人社会的感性行为模式转向了公民社会的理性经济人行为模式。基于风险决策前景理论,两岸都要相互瞭解、相互理解,共同协商,相向而行,以两岸利益最大化、以两岸未来光明化处理两岸关系。

  一、“统一”议题的历史回溯

  (一)台湾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台湾居民中最早的族源普遍认为是来自大陆南方的古越人和南岛人。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民众先后播迁到台逐渐开发台湾,族源和文化与大陆同一。台湾在明郑和满清时期也一直是中国版图和行政体系的一部分①。19世纪,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列强在国际竞争上使用坚船利炮的掠夺和侵占手段,将殖民的炮火对准中国之时,由于清廷的腐败、羸弱,割地赔款成为中国被迫打开国门进入国际社会的屈辱之路。1895年甲午战争后台湾被割让日本,激发台湾民众的激烈反抗和大陆民众的强力反对。孙中山先生一直心系“恢复台湾,巩固中华”,其“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中的“民族主义”中恢复中华、五族共和等就是主张建立统一的、自主自治的现代化中国,成为中华民国的基本国策。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以来,许多台湾民众主动投入到反帝抗日、回归祖国的斗争中。1945年二战结束,台湾光复,正式回归祖国怀抱,台湾人民额手相庆,而国、共都明确以建设包括台湾在内的完整中国为国家目标。此后,以民主协商国际事务而建立的联合国也成为解决国际事务与争端的全球组织,中国是其创始成员国参与国际事务,随后许多殖民地的民族国家纷纷独立。在中国,经过国共内战,人民战争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以工农为主体、以人民统一战线的一方获得胜利而在大陆结束。

  (二)两岸分治的“一国两制”实质状态和“武统”路径

  从1949年随蒋介石退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岸实际上进入分治状态,但两岸政府都提出以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完整国土为治权范围。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确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及席位,并把国民党的台湾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随即中日建交、中美建交,许多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而与台湾所在的“中华民国”断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地位不断上升和巩固。从此,在规范现代国家和现代国际秩序的国际法规和国际外交原则层面,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国名,台湾以“中华台北”名义参与国际组织或国际体育运动等赛事。在两岸内部,在台湾的两蒋政府一直以“反攻大陆”为目标,而大陆则以“解放台湾”为追求,武力“统一中国”为共同路径。可以说,在国际层面和国家层面,台湾事实上就是在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框架下施行“一国两制”了,即大陆实施社会主义制度,台湾地区高度自治,拥有军队旗号施行资本主义制度。只是在两岸治权层面,并未明晰政府间、政党间的关系和治理制度衔接问题,没有完成内部统一。台湾问题与港、澳的历史背景不同,也是台湾问题复杂性的根源。

  (三)向“和平统一”的路径转折

  1978年以来,大陆确定改革开放的发展道路,拨乱反正全面进入快速发展期,也开始主动改变对台政策。在顶层设计上,以中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立法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79年元旦发表“告台湾同胞书”这一历史性对台工作纲领性文献,明确化干戈为玉帛,从过去的敌对状态转变为促进和平统一和协同发展方向,首次提出和平统一祖国的意愿和政策。该文告像一道春风,融化了两岸之间长达三十年隔绝的坚冰,开启了两岸和平发展之门。1981年叶剑英发表“进一步阐明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俗称“叶九条”)、1984年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进一步奠定了新时期对台政策的基本框架。这个阶段,大陆单方面出台了一些保障台胞台属利益的措施。

  1987年,蒋经国政府确定台湾开放民众赴祖国大陆探亲,两岸正式打破了自1949年以来的长期隔绝状态,打开了两岸官方交流的大门。随着台湾成为亚洲四小龙,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吸引了大陆部分民众,而大陆的改革开放和巨大市场也对台商具有极大吸引力,两岸民间各项交流趋于热络与频繁。

  两岸人民交流愿望强烈,台湾当局不得不调整“三不政策”(不接触、不妥协、不谈判),于1990年11月21日成立官方授权与大陆联系与协商的民间性中介机构──海峡交流基金会(简称“海基会”),出面处理官方“不便与不能出面的两岸事务”。大陆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推动于1991年12月16日成立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简称“海协会”),并授权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作为两会交往和事务性商谈的基础。1992年两岸双方在“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达成共识,在此基调上,双方妥善处理两岸间涉及民众权益的事务,开展事务性商谈,成功在新加坡举行了1993年“汪辜会谈”,签署了一系列两岸交流与合作的协定,人员往来和经贸、文教等各项交流进入发展期。

  这个阶段,中国和平统一的进程也依据分三步走的规划顺利推动:第一步1997年香港回归;第二步1999年澳门回归;第三步是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新世纪以来,两岸关系持续发展,特别是在马英九执政期间,大陆惠台措施和两岸交流政策不断出台,两岸交往范围不断扩大、层次不断丰富、程度不断加深。但是,台湾各项民调和大选结果显示,台湾社会和民众的“一个中国”的认同却是不断下滑,“台独”势力不断抬头,“统一”认同一直居于低点。本来由于历史和美、日等国际因素的影响,导致台湾问题的处理就十分复杂,而台湾岛内局势变化更使两岸统一变得更为困难。台湾政党轮替、主张“台独”的民进党政府不断以“民主、自由”、“转型正义”之名推动台湾社会分裂和本土化改革、打压国民党,而国民党要员以“不统、不独、不武”、“一中各表”,一方面积极拓展与大陆沟通,另一方面实施“独台”措施以维护其权贵利益。两岸的热络交往红利主要由上层获取,并未转化为统一的促进力量,这促使大陆不得不重新思考对台方略。

  (四)统一议题多元化

  2016年初以来,台独势力代表民进党蔡英文上台,统一台湾问题成为两岸热点。蔡英文只提“维持现状”而不明确承认“九二共识”、“一个中国”,两岸关系从热络转入冰点,不断挑战大陆的两岸关系底线,统一模式、统一时间表、治理模式等开始引起重视。现有观点包括:和平统一的“古巴模式”、“克里米亚回归模式”、“德国模式的两德统一与俾斯麦统一之路”,武力统一的“直接武统”模式、“北京模式”或“越南武力统一模式”等等,统一后何种“一国两制”还是“一国一制”也在学界和民间引发讨论。

  近两年由于蔡政府不断“媚美拒中”、大力推行文教“柔性台独”举措,“武统”之声不断加强,特别是美台方面的相关鼓噪更甚,如台“国防部”于2017年8月底送交“立法院”的《中共军力报告书》和《国军五年兵力整建与施政计画报告》等提出所谓“整体评估共军犯台可能时机”,并组织应对“军演”,也有转移岛内对蔡执政不力、谄美的批评而将原因导向对岸的政治目的。一些美国智库也紧锣密鼓地讨论中国大陆“对台武统”的可能性。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17年12月12日签署《国防授权法》,明文表达可以考虑美台军舰互访与停泊的可能性。而其2018年签署的《台湾旅行法》(简称台旅法)在3月16日开始“生效”,随即公布对华加征关税清单,并不断以多种形式介入台海问题,明显将台湾作为中美竞争的棋子,以达到其压制和扰乱中国崛起、维护美国利益和世界霸权地位的目的。绿营纷纷公开表达对特朗普的“感谢”和积极“靠拢”,大陆除表示“坚决反对”和明确红线之外,也加强了台海军演和舰机绕台巡航。此间坊间武统之声更盛。

  (五)大陆“国家统一”国策

  大陆将“国家统一”作为国策从未改变。解决台湾问题可有若干模式可供选择,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到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对两岸发展和民族复兴、人民福祉而言无疑是最理想的模式。但若两岸关系发生重大转折,两岸双方从“冷对抗”变成“热对抗”,国际局势上美国公然介入和台湾当局公然挑战大陆底线,就可能形成武统等其他模式。在武统条件下,为了稳固治理,直接实行“一国一制”可能就是优先选项。

  无论如何,国家统一、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大陆13亿人民共同心愿,是中国共产党和大陆政府的当前任务和必须完成的历史使命。对大陆而言,“台独”从来是不被允许和接受的,“统一”和发展是唯一的国家目标。虽然“经济困台”对大陆而言是当前付出最小经济代价的方式,但并非是有利于两岸长远发展的现实选择。不管何种统一模式,“两岸统一”最终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的统一,根本在人心统一。为了两岸的长远发展和长治久安,两岸携手和平协商,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寄希望于台湾当局“反独”和“促统”并举,主动选择“和平统一”,才能更有效保障台湾广大人民在台湾的利益需求,保障台湾未来治理的稳定和长久。姑且不论政治因素或信仰因素,仅从个体或组织的损失最小、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视角,“和平统一”是最符合理性经济人假设的优先决策选项。

  二、风险决策前景理论的意义

  决策理论是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设前提下对人的选择行为模式的研究。

  (一)风险决策理论的基本原理

  风险决策(risky decision-making)指在多种不定因素作用下,对2个以上的行动方案进行选择,其过程是对各个结果发生概率选项进行的权衡。股票是买还是抛?选择治愈率高但有风险的手术方案还是保守治疗?等等。风险决策广泛存在于日常生活和经济行为之中,与人类的生存发展密切相关。风险决策理论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适用于人们在面临风险时对多个行动方案的结果预期做出比较利益判断而做出选择的行为过程,但不适用于理想追求或信仰追求的行为决策。

  如何进行风险决策是人类不断认识和改造世界过程中发生的常态性行为。经典决策理论认为风险决策是一个补偿性的、期望值最大化的过程。由于有不定因素存在,则行动方案实施结果的损益值是不能预先确定的,故风险决策可分为两类:若自然状态的统计特性(主要指概率分布)是可知时做出决策,则称为概率型决策;若自然状态的统计特性不知道时决策,则称为不定型决策。

  心理学家卡尼曼(Kahneman)以在不确定情况下的人为判断和决策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而摘得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桂冠,他提出风险决策“前景理论”这一描述性范式的决策模型,它假设风险决策过程分为编辑和评价两个过程。

  前景理论分析框架

  在编辑阶段,个体凭藉“框架”(frame)、参照点(reference point)等采集和处理信息,在评价阶段依赖价值函数(value function)和主观概率的权重函数(weighting function)对信息予以判断。该价值函数是经验型的,它有三个特征,一是大多数人在面临获得时是风险规避的;二是大多数人在面临损失时是风险偏爱的;三是人们对损失比对获得更敏感。因此,人们在面临获得时往往是小心翼翼,不愿冒风险;而在面对失去时会很不甘心,容易冒险。参照点的设立和变化影响人们的得失感受,并进而影响人们的决策。人们对损失和获得的敏感程度是不同的,损失时的痛苦感要大大超过获得时的快乐感。可见,在得失面前,人是理性的,但这个理性是有限的。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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