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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尚未出现系统性风险,无需采用危机应对手段
http://www.CRNTT.com   2018-11-09 06:14:30


 
  但是我们希望金融体系能够转向特别是制造业或者整个实体经济层面。这就出现了一个偏差,在加强对房地产、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范的情况下,整个信用的扩张速度必然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下滑。

  另外一个可以看到,在我们这么多年发展以后,金融体系仍然是靠三个支柱来支撑信用扩张,传统意义上的,我们认为西方典型的是资本,通过他的资本、自己的行为来支撑他的信用扩张,但是在中国很大一部分事实上是投入政府的隐性担保,政府信用在后面来支撑金融机构的行为,这个过程是构成现实的三个支撑金融机构行为的力量。

  规范发展,想要把政府的信用逐步纳入这种管理,想要把资本和他的行为成为信用扩张真正的支撑力量,也就是真正回到市场的约束上。这个过程就出现了现实和我们想要去实现的过程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偏差,这种偏差在现实里就会影响到我们金融体系扩张的这种信用提供能力。

  所有这些都在今年发生了,怎么样从现实运行到我们希望它运行的过程这样一个过渡的过程,这个过渡的过程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运行有很多不规范、不合理或者不合意的情况,但是一下子过渡到我们认为合意的情景的时候,它的这种跨度又非常大,这种跨度很大的情况下对政策对市场的预期到了一个比较大的冲击。

  现在的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政策,是一个危机应对的政策,是一个常态化的宏观调控的政策,还是实现这种过渡过程中的过渡性的政策或者制度安排。

  如果是一般性的常态性的宏观调控,我们假设整个宏观结构是不变的,微观主体是按照一定预期在运行的,我只是做一个微调,宏观调控现在是这样的背景,但是明显看到现在不是这个背景,宏观调控的政策,它的作用、效果、传导必然跟我们设想的是不一样的。

  但我们现在也没有到危机应对的境况,虽然今年也出现了很多的风险事件,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演变为全局的系统性风险,所以还不需要用危机应对的手段。现在应该着眼于真正的过渡性的制度性的安排,这种过渡性的安排可能既不是针对未来的完全理想化的场景,也不是完全去迎合现在这种宏观的运行现状,需要两个结合,给经济一个台阶,使得市场能看到整个经济调整的方向。

  现在宏观经济里微观主体预期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其实很多时候收入可能增长、不增长或者增长很慢,但是成本上升很高,而这种成本上升并不完全是由于市场,可能很多跟政策有关系,社保收费的问题,税收的问题,金融风险防范带来的资金成本的问题。

  怎么通过社保收费的问题、税收的问题、资金的问题,能够切切实实做一些过渡性的安排,为市场稳定预期、为市场这种合理的调整创造条件,使得这个预期能够稳定下来,微观的行为能够产生必要的活力,宏观调控才能回到它能够发挥作用的过程。现在更多的可能是要跳出传统的宏观调控,到过渡性制度安排,再到怎么样来保持和激发民间活力的时候。

  现在的状况是在我们现实运行的,大家认为并不合意的状态,现在绝大部分,在我们中国很多的投资界也好、实业界也好,对中国现在很多的这种行为,都觉得继续持续下去,可能风险非常大,保持现有的运行,可能最后把自己逼到一个绝路去,都需要调整,但是直接到最理想的状态,跨度太高怕摔死。

  现在就是过渡转型,是一个新常态,这个新常态处在过渡转型的阶段,需要从高山到平地给它设置一个过渡台阶的过程。因为现实跟未来之间的这条路径,老百姓其实并没有在现实过程中清晰地感受到或者有可操作的方案,所以需要用一件事情一件事情的过渡性的台阶来给他提供一个可行的可预期的方向,这时候才能沉下心来真正进行实体经济的运作。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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