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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二维码访问中评网移动版 价值、利益与代表:台湾社会与民意的变与不变 扫描二维码访问中评社微信
http://www.CRNTT.com   2017-05-07 00:11:40


  中评社╱题:“价值、利益与代表:台湾社会与民意的变与不变” 作者:巫永平(北京),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总统选举都出现了看似意外其实正常的结果,原因都在于出现了价值与利益的脱节。

  •民进党主攻社会价值,把国民党塑造成一个图利资本家和权贵、不顾中下层民众尤其是年轻人利益的政党。结果表明,民进党的这一策略成功了。

  •由于曾经许诺的利益无法兑现,蔡英文采取的策略是主攻价值,重点放在公平正义问题上。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被表述成转型正义,清算国民党的威权遗产成为转型正义的主要内容。

  •对于40%的中间选民,在发现无人可以维护自身利益后,又要在失望之后开始寻找代言人。这种寻找利益代表的需求永远不会消失。这是未来几年观察台湾政治最重要、也是最不确定的社会思潮和民意动向。这才是讨论郭台铭是否应该在2020年出来参选的逻辑基础和意义所在。

  价值与利益既是选民决定政党支持,也是政党获得选民支持的两个决定因素。传统上,政党要通过代表特定选民的价值和维护他们的利益以获得支持。一般情况下,价值和利益是统一的。但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总统选举颠覆了这一传统。在这两次投票中,价值与利益脱节,利益压倒价值成为决定选举结果的决定性因素。这一现象其实也正在台湾发生,并有可能继续演变。这是我们观察台湾社会和民意变化的主要指标。

  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总统选举
  结果说明了什么

  传统上,工党代表英国劳工阶层和其他下层民众。由于工党代表了自由、民主、平等的价值,维护劳工利益,工人阶层和其他下层民众支持工党。但在这次公投前,这些选民发现,工党所支持的多元、开放、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价值并不符合自己的利益。制造业外移带走了工作,大量涌进的移民又抢去了本来就减少了的工作。全球化给高学历、高技能人群带来利益的同时,损害了他们这些低学历、低技能人群的利益。他们发现自己被人遗忘,已经没有人能够维护自己的利益,因而出现了代表缺失。包括保守党在内的一些政客敏锐地发现了这一问题,遂以这部分选民代言人的身份出现,在脱欧公投的竞选中极力主张英国退出欧盟,极力游说选民支持英国脱欧。他们及时填补了缺失的代表位置。结果这部分选民选择了脱欧,使脱欧公投通过。公投之后,人们发现这一民意潮流,保守党立马调整立场,表示尊重人民的选择。在2016年11月召开的保守党全国大会上,英国首相和保守党主席特蕾莎.梅在嘲笑工党不能代表工人利益后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才是工党。

  英国发生的保守党去代表工人利益这种跨界代表的现象,在美国的总统选举中再次上演。在美国总统选举中,白人蓝领工人发现本应代表他们价值和维护他们利益的民主党所支持的自由、平等、开放、多元、全球化的价值损害了自己的利益,他们已被政治人物遗忘,发现自己已经没有了代言人。在这个时候,特朗普站出来说,“我来保护你们的利益。”选举期间,特朗普所提出的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反移民的一系列让精英阶层侧目的反主流价值观的主张,恰恰都说到了白人男性蓝领选民的心坎上。也就是说,他瞭解这部分选民的需求和心理,牢牢抓住了他们的心。尽管他的当选让世界各国的主流人士大跌眼镜,其实是合乎逻辑的。

  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总统选举都出现了看似意外其实正常的结果,原因都在于出现了价值与利益的脱节。传统上,英美两国的工党和民主党分别获得各自国家工人和下层民众的支持是因为两党在价值和利益上都能代表他们,双方在价值和利益上是一致的。但全球化改变了这一切。当高技能人士成为全球化受益者的时候,工人和其他下层民众成为受害者。在失去工作机会面前,在自由、民主、平等的价值与排除外来移民、反对自由贸易的狭隘立场之间,这些选民宁可选择后者。敏锐而有野心的政治人物看到了这一点并抓住这一心理,并投其所好,进一步进行极端化的煽动,就能够获得这部分选民的支持。这就是两个国家今年民粹主义的社会经济背景。这背后反映的是全球化导致阶级政治变化的事实。传统的阶级政治在全球化冲击下出现了劳工和其他中下层阶级与代表他们的政党之间的关系发生改变,出现了代表缺失,导致本不应代表他们的政治势力出来争夺这部分选民。于是发生了保守党成为工人阶级的代表,亿万富翁成为蓝领工人的代表这样颠覆传统认知的事情,出现了跨界代表的现象。按照传统政治学标准,这是一种代表错乱。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有违传统认知的现象不仅仅发生在英国和美国,也发生在其他地方。这是一种新的政治现象。各国精英和主流媒体对英国脱欧公投的判断错误和对特朗普当选的错愕,就是没有看到这种新的政治变化。理解这种变化的关键在于要从支持脱欧和支持特朗普的这部分选民的视角来看问题,从被边缘化和受害者的角度看问题,而不是从受益者和赢家的角度看问题。

  从这个角度就能更好地理解台湾这三年发生的变化和正在发生的变化,也有助于预测在未来几年可能发生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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