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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RNTT.com   2017-04-08 00:19:16


“转型正义”在台湾已经演化为一场政治戏码
  中评社╱题:“转型未必正义:台湾政治社会将走向何方?” 作者:祝捷(武汉),武汉大学两岸及港澳法制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教授;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专家委员

  在228事件发生七十周年之际,蔡英文再次抛出“转型正义”的说辞,并声言要制定一部“转型正义促进条例”,推动台湾政治社会的“转型”。这并不是蔡英文第一次提及“转型正义”,也不是民进党第一次提及“转型正义”。如今,“转型正义”在台湾已经演化为一场政治戏码,以“转型正义”之名的所作所为未必“正义”。在“转型正义”的旗号下,民进党蔡英文当局已经将台湾政治社会引向歧途。

  “转型正义”:贯穿台湾政治变革的主题词

  “转型正义”,自1990年代台湾地区“宪政改革”或者更早的时间以来,就成为台湾政治变革的主题词。经过台湾学术界的大力鼓吹和无数论着的论证、想像和建构,“转型正义”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成为描摹台湾政治变革的核心话语。“转型正义”到底是何方神圣,又何以在台湾地区广有市场,能够获得民进党蔡英文如此追捧?

  从来源上,“转型正义”来自于所谓“民主化浪潮”后涌现的欧美国家政治学说与政治实践。尽管对于“转型正义”有着诸多不同的理解,但学术界对于“转型正义”的内涵大体有着如下共识:1、“转型正义”发生的场域,是从威权政体向民主政体转型的国家和地区,即所谓“转型社会”;2、“转型正义”的目的,是为在威权体制下受到迫害的人士,提供矫正、救济与补偿,对威权体制下的政治侵害行为予以清算。“转型正义”在席卷欧亚和拉丁美洲的“民主化浪潮”后,已经成为“转型社会”的标准配置,一些国家和地区设立了公权力机构专司“转型正义”事务,如南非和智利都设立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一些国际知名基金会和国际组织也在转型正义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

  以1947年“二.二八事件”为标志,及至1990年5月1日结束“动员戡乱”时期,台湾地区在长达40年的岁月中处于国民党当局的威权统治时期,期间38年又56天处于“戒严”时期。长期的威权统治,使得全台处于“白色恐怖”时期,各种政治势力被压服于威权体制之下。1990年开始的台湾地区“宪政改革”,是对于威权体制的一场反弹与爆发。以“宪政改革”为主要形式,台湾地区在1990年至2000年这十年左右的时间内完成了从威权政体向民主政体的转型。转型,也成为描述台湾地区在这十年间政治社会变化的标识性概念。

  台湾地区的“转型”以“民主化”和“本土化”为主要特征。“民主化”是祛除威权体制的目标定位。在威权体制之下,国民党垄断从地方县市到全岛性政权机构的几乎全部政治资源。1954年台湾地区“司法院”大法官作成的“释字第31号解释”,形成“国民大会”、“立法院”、“监察院”等民意代表机构任期制名存实亡,使得这种对于政治资源的垄断蔓延至时间维度。对于政治资源的垄断,压制了台湾民众的民主诉求,也加剧了台湾族群结构的分化与裂解。而国民党“外来政党”的形象,使得这种“威权政体”附着上一层“外来政权”的色彩,因而伴随着“民主化”浪潮汹涌而来的,是“本土化”的泛滥。“民主化”和“本土化”并不是并行不悖的两个单轨,而是有着较强的因果联系。

  1990年开始的台湾地区“宪政改革”也在事实上印证了“民主化”和“本土化”之间的强联系。结束威权政体的标志——“万年国大”,就必须解构“万年国大”存在的认知基础,即“一个中国”的事实和“反攻大陆”的幻象。只有解构了“一个中国”并戳破“反攻大陆”的肥皂泡,“万年国大”的存续才无合理性和正当性可言。因此,“本土化”成为追求“民主化”的一种手段,“台独”有着明显的“民主独立”色彩。然而,并不能因此认为“本土化”被动地附随着“民主化”。台湾地区的“转型”虽以“民主化”为动力,却以“本土化”充任着“正义”的光环。“万年国大”的结束、“中央”民意机构的代表和领导人改在台湾地区选举产生、“五权宪法”色彩浓郁的“考试院”和“监察院”被虚级化、台湾地区少数民族以“原住民”形式“入宪”、“国民大会”由虚变废、“公民投票”制度释出、台湾省级建制“精到废”……凡此种种,以民主“转型”为名,本土“正义”充斥着台湾地区的政治体制,一部徒具“中华民国宪法”形骸的台湾“宪法”已经浮出水面。

  “转型正义”转向何方

  “转型正义”在台湾地区不仅限于对原有威权政体的解构与改造,而且已经成为一个随意安放的“标签”,成为推行“去中国化”、“去国民党化”的旗号。“转型正义”在台湾地区已经成为一种政治手段,而且逐渐民粹化。

  一方面,在“转型正义”的喧嚣中,“中国”、“中华民国”和“中华民族”等被泛政治化,被涂抹成为“威权政体”背书的符号。籍助“转型正义”的大旗,“去中国化”、解构“中华民国”、以“台湾国族认同”取代“中华民族认同”在台湾地区成为一种“政治正确”。带“中国”意涵的符号,都被理解为阻碍台湾地区“民主化”的因素,不仅过去的“威权体制”是从中国带来的制度,现在中国大陆是“没有民主、没有法治的地方”,而且未来两岸的统一也会以破坏和牺牲台湾的“民主价值”为代价。“本土化”籍此挤压入“民主化”的辞藻中,将台湾地区的“转型正义”转化为一种为“台独”月台背书的论述。

  另一方面,“转型正义”俨然成为政治追杀的绝佳藉口。从威权政体时期走来的国民党,成为转型正义指向的对象。228事件成为国民党的原罪,也是国民党无法卸去的历史包袱。每年228,国民党都必须为此道歉,228成为民进党揭台湾民众伤疤,不断获取台湾“民意”的利器。国民党对于台湾地区闽南、客家和少数民族的压制性政策,也成为民进党攻击的标靶。族群政策不断松绑,对于各族群权利诉求和利益的满足,不仅被描摹为清偿“威权政体”时期的历史旧账,而且被贴上了为“本省人”出头的“标签”。对于国民党追杀最急的“追回党产”一招,也是在“转型正义”的大框架展开。国民党在“威权政体”时期的不当举动,都成为民进党攻击、指责的理由,也成为民进党推脱执政责任的藉口。国民党在“威权政体”取得的利益,也成为民进党追缴的对象。民进党在“转型正义”的旗号下,对政治对手步步紧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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