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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RNTT.com   2017-04-04 00:20:19


“国家统一”的形势决定“对台政策”的作为和走向
  中评社╱题:大陆对台政策与对台工作评析 作者:杨开煌(台湾),铭传大学两岸研究中心主任兼教授

  习近平的第一个任期行将届满,从综合的角度来评价,习主政的第一个任期,无论从内政反腐到外交强国,从经济调整到政治改革,从社会治理到军事变革,都掷地有声,变化巨大;其效果一般可以用“成效非凡,影响深远”八个字来形容。在台湾问题上,也开启了习近平时代。

  对于北京处理台湾问题,可以分两个层次来理解:一是战略层次的“国家统一”形势的趋势,二是战术层次的“对台工作”情势的发展。

  追求统一与巩固统一

  先论“国家统一”。从政治实践来看“国家统一”应区分为追求统一和巩固统一两大类,“追求统一”是政治性强的工作,而“巩固统一”则是行政性为主的日常工作;前者意味着“统一”是唯一优先性的目标,而在后者则“统一”只是重要的目标之一。

  “国家统一”作为“政治性强的革命工作”而言,“统一”成为唯一或是最优先的目标,则方法、手段均为次要。当年中共如果拥有足够的海空军实力,就绝不可能留下“台湾问题”。加上后来美国的介入,武力解决的可能性更低,问题就拖了下来。这才有六十年代初毛周提出的“一纲四目”的和谈条件,但在1965年依然发生“八六海战”,1967年1月也发生台海空战;直到“文化大革命”激烈化之后,“台湾问题”的优先性才发生改变。但是1975年12月20日,周恩来在身染重病的情况下,还约了罗青长谈对台工作,“询问台湾近况及在台湾的老朋友情况,嘱咐不要忘记对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其间周恩来两次昏迷,最终不得不终止谈话。”(1)这便是政治性工作的表现,因为其政治目的优先是具有不可替代性的,必须穷尽一切的可能性不断努力去完成,否则其他的工作也会失去其基础。

  “国家统一”作为“行政性的日常工作”而言,则主要在于巩固统一的状态,逐步使得大陆地区和再统一的地区一体化。当然这会是相当长期的过程,但其政策位阶的本质与民族工作、维稳工作相似,表现中央对地方、国家对社会的行政政策上,在执行面,有法有规,在资源方面年度预算,在人员分配方面定额定编,在特殊政策配合方面,会因需而给,因势而给,因事而给,在工作上各有职司,各有分管,目的明确,责任清楚;从某种意义上说,届时对台政策就是巩固国家统一政策的全部或主要部分。

  邓小平提出两岸“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之后,国家统一工作性质就出现了微妙的变化,讲“和平统一”本身就包含了追求再统一和“一国两制”的巩固的国家统一两大部分,换言之,也就包括了革命性质和行政工作的因素。在此情况下,“国家统一”事务变成具有高度复杂性的政治工作,其效果和成败也就很难以一般的政策加以评估。大体而言,必须从国家统一的趋势和形式变化来评估追求统一的可能性,从对台政策的效益来评估和平统一的可行性。无论如何不能忽视的是,到目前为止,在处理台湾问题依然是在“追求完全统一”的道路上,所以应该是“国家统一”的进程决定“对台政策”的作为,而不是对台政策的效益影响国家统一的成败。

  从追求国家统一的角度而言,如今的形势是越来越接近中国的国家统一,当前的“中国再统一”进程,其主要因素决定在国际格局的调整,东亚地区格局的结构调整,而国际格局的调整又以中美关系的演变为必要前提,中美关系的变化则以中美两国的实力对比为基础,此一基础的改变,是以中国大陆自身的实力为凭藉。简单地说,没有中国大陆的强大、崛起,中国就不可能“再统一”。因此可以说,“中国崛起与中美关系的新安排,才是中国统一的主要条件,而对台政策的成败,至多只是充分条件。

  从中国大陆的综合国力看,GDP总量是世界第二,目前其总量已达美国的70%,《上海证券报》报导,美国2016年GDP总量约为18.6兆美元,大陆GDP超过11兆美元。美国GDP在2001年首超10兆美元,2014年中国经济总量首次突破10兆美元,是继美国之后第二个跻身超10兆美元经济体俱乐部的国家。中国GDP从1兆美元升至10兆美元花了14年,而美国用了31年,预估20年内大陆GDP将成为美国的两倍,中国在20年内必将全面超越美国。(2)

  在陈水扁执政时曾任台湾「国防部副部长”、陆委会副主委的林中斌先生在接受《环球时报》专访时说:“从大趋势上说,‘中国世代’的来临很难阻挡,关键是它做世界领导用什么办法,越不用武力,将来主导世界的时间越长。我已经看到两三百年盛世的潜力,因为大陆领导人及其团队近年来非常强调发扬文化的传统和提升精神心灵的水准。”至于统一的问题,林中斌说:“大陆‘超军事手段’可多了。超军事和非军事手段的不同在于:前者有强大的军事能力作为后盾,但军事能力放在后面,而后者没有。…中国大陆从21世纪开始到目前,都是这样做的:不断增加军事实力,但军事不是放在前边冲刺。前面是什么?是经济的力量、外交的力量、文化的力量,当然还有心理、法律、媒体等手段。这些都是‘不见血的工具’。所以我对和平统一不是那么悲观,而是认为大有可能,只是说时间还没到。当然,还有大陆自己在软硬体各方面不断有进步,令人耳目一新。何需动武?”(3)

  因此,在国家和平统一的大业方面,习近平在内政、外交的作为,应该是不断蓄积“统一”的能量,从而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内部“弃台论”的观点,必然逐渐上升;其实川普的“一中”政策“筹码说”,从一个角度看,台湾就已经是可交易性的利益了,如今川普至少在口头上,公开地回归美国传统的“一个中国”政策,两岸再统一的“法理正当性”已然没有障碍,所以应该说中国统一的形势不断成熟。

  从对台工作的角度来看,需要先理解其政策连接上位的“国家统一”政策的定位,如果在“追求国家统一”的层次上,则对台工作的要求只是“国家统一”的重要补充,对台工作的工作性质是革命,工作重点在“破坏”现状,工作的绩效比较容易突显;“巩固国家统一”时期,外来的干扰作用降低了,对台工作的效果,反而是唯一的决定因素,对台政策错了,对台工作失败了,统一的状熊就受到挑战。但是对台政策仍属行政政策的性质,是中央对地方政策之一,当然由于台湾的特殊情况,对台政策也必然具有其特殊性,但毕竟是行政性质的长期性政策,在绩效的评估,并不只看短期,立竿见影,也必须注重其长期的影响性。

  到了“和平统一”的时期,对台工性质定位上,比较困难,应该是兼有两类性质的工作,因为“统一”的政策下,必然有赞成、有反对的,以“和平”作号召,那么对坚决反对统一的人应如何对待?所以革命手段和行政手段都必须兼备。

  以“和平”为追求“国家统一”的手段,代表着邓小平主导的中共政权对“国家统一”定位的调整,国家统一成为国家优先目标之一,而不是最优先的目标。邓小平说“八十年代我们要做的主要是三件大事,反对霸权主义……台湾回归祖国……加紧四个现代化建设。……三件事的核心是现代化建设,……台湾回归祖国、祖国统一的实现,归根到底还是要我们自己的事情搞好。”(4)

  回顾毛周时代对“国家统一”问题的定位也有过调整,先是从五十年代初的“统一”优先论,例如在谈中英建交问题时,毛批示“即应告以其中最重要者为英国与蒋介石反动派残余的关系问题”(5),其后因为实力未逮,逐步调整为“边建设,边统一”,中共“八大”的报告说“在过渡时期中,我们不要忘记祖国的一部分神圣领土台湾还没有解放。解放台湾的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政问题。……美帝国主义者企图长期占领台湾并从而继续威胁我国的活动,终归是要失败的。”(6)到了邓小平则是“先建设,再统一”,当时看起来国际因素,特别是美国作为阻碍的因素,其作用己经弱化;另外七十年代末,中共国家发展方向的改弦更张,“全心全意地谋划中国大陆的建设与发展”视为国家的中心任务,所以“和平”也是为了配合中国大陆自身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当年除了“和平统一”之外,还提出“一国两制”巩固国家统一的制度保障,而作出此承诺的主要理由,是立基在台湾政局长期在中国国民党主政的基础,国共两党长期内斗,所争的是中国的道路何去何从,在“一个中国”原则、“中国统一,不可分裂,反对台独”政治目标等两岸关系的本质性问题上并无分歧:而斗争的焦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和谁是执政者的问题。由是观之,邓小平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确实不失为停止内战的可行之策。

  然而,既是和平统一,对台政策的行政化手段便是国家统一的主要方法,甚至将非和平手段视为破坏“和平统一”。事实上,这样的认知是将追求国家统一的对台政策,与巩固国家统一的对台政策加以混淆,从而将对台政策的成败和国家统一的可能性、可行性混为一谈,使得人们在判断两岸关系的未来走向时容易见树不见林,对台政策的成败被有意、无意地视为中国国家统一的唯一条件。但如果回归邓小平“和平统一”是包含了追求国家再统一的因素,就很清楚地理解:

  第一、“和平统一”任务的双重性―革命性与行政性。所以“和平统一”是高度复杂的、创新的政治工程。

  第二、“国家统一”和“对台政策”的辩证关系中,“国家统一”是起主要作用和决定作用的因素,而“对台政策”则是补充作用和充分作用的因素。

  第三、“国家统一”的形势决定“对台政策”的作为和走向,而非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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