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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二维码访问中评网移动版 “非平衡性对冲”:美国对华新战略析论 扫描二维码访问中评社微信
http://www.CRNTT.com   2017-03-04 00:43:02


两国元首会晤在中美关系中起着“方向盘”和“稳定器”的作用
  中评社╱题:“‘非平衡性对冲’:美国对华新战略析论” 作者:郑保国(武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

  后金融危机时代,地区性、全球性挑战日趋严峻,中美国际影响此消彼长。美国既需要与中国交往、合作以增进其经济利益和应对共同挑战,又决心防范、遏制中国快速崛起以维护霸权。美国把其全球战略重心从中东转向东亚,实施“非平衡性对冲”对华新战略,即在与华全面接触和有限合作的同时,更注重在全面竞争中遏制中国,尤其是通过加强在东亚及西太平洋的联盟体系和调整在该地区的军事部署强化对华战略遏制。美国对华新战略由美国维护霸权这一最高国家利益和中美结构性矛盾决定,本质上是一种具有内在矛盾的不平衡的“双轨护霸”战略,即通过相互矛盾但主次分明的对华两手应对中国崛起,遏止其霸权相对衰落之势。

  在奥巴马8年任期进入尾声之际,美国学界和战略界展开了一场关于美国对华战略是否需要大调整以更好应对中国崛起的大辩论。虽然一些著名中国通或知华派如基辛格、包道格、蓝普顿、何汉理、贝德等对一些对华强硬派主张改变尼克松以来美国对华战略基本方向表示担忧甚至反对,(1)但是主张大幅调整美国对华战略的观点渐占上风并得到奥巴马当局的部分采纳。其中,最具代表性并引起强烈反响的是2015年3月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FR)发表的由布拉克维尔(Robert D.Blackwill)和来自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EIP)的特利斯(Ashley J.Tellis)共同撰写的《修订美国对华大战略》(Revising US Grand Strategy Toward China)的研究报告表达的观点:美国需要一个制衡而非继续帮助中国崛起的对华战略。(2)两个月后,蓝普顿在美国亚特兰大举行的世界中国学论坛上发表“中美关系处于危险的临界点”的演讲。其实,在世界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后不久,美国对华战略调整就开始了。2009年奥巴马新政府对华策略性“示好”不成后,就从2010年起逐步实施对华新战略。该新战略虽仍是接触、交流、合作与防范、遏制、竞争的软硬两手并用,但显着偏向后者,本文称之为美国(偏向遏制的)“非平衡性对冲”对华新战略。约瑟夫.奈把美国既要拥抱中国也要制衡中国的两手战略称为谨慎而非好斗的对冲,(3)否认美国好斗和对华“对冲的非平衡性”(即遏制是美国对华两手中的“重手”)。国内学者也多持美国对华战略的“两点论”,少有同时强调其“重点论”的。这不符合唯物辩证法和后金融危机时代美国对华战略的基本事实。

  美国“非平衡性对冲”
  对华新战略的时代背景

  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世界也许不及冷战时期的世界那样危险,但是复杂得多,至少有以下几大特点:一是世界经济呈L型走势,大幅下降后陷入长期低迷,尤其是发达经济体,尽管美国经济近年来明显呈现复苏迹象;二是金融危机和经济低迷刺激了此前已冒头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等反全球化势力,致使世界经济难以重回此前的全球化发展势头;三是各经济体普遍不景气使内部政治社会矛盾加剧,民粹主义盛行,政府对内难以作为,对外强硬;四是世界经济矛盾上升加剧了许多地区的地缘政治矛盾和业已存在的世界政治碎片化倾向;五是国际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美国代表的西方世界整体性相对衰落,以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为代表的非西方世界群体性崛起;六是恐怖主义猖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生态环境恶化、金融危机等多样化非传统性安全威胁更加严峻。尤其是第五、第六大特点是美国实施以防范和遏制为主、以交流和合作为辅的“非平衡性对冲”对华新战略的直接背景。

  为了拯救和复苏自身经济,美国先后四次实施大规模“量化宽松”政策,并大搞贸易保护主义,严重损害了其“世界经济领袖”的形象。深陷两场战争泥淖并在金融经济危机中实施以邻为壑的经贸政策,“不仅使美国继续单方面主导世界事务的能力受损,而且使美国霸权地位的合法性进一步受到质疑。”(4)换言之,尽管仍是世界老大,但是“美国一呼百应、从者如云的局面已经一去难返。”(5)奥巴马在竞选总统前承认,“在伊拉克战争和‚阿布格莱布‛事件后,世界丧失了对我们目标和原则的信任。”(6)

  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九一一”后中国抓住反恐和“入世”的双重机遇,在支持美国反恐的同时,铆住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这个中心,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加快融入经济全球化并承担相应国际责任,逐渐成为世界经济中的首要新兴力量和国际关系中负责任的大国。本世纪头10年,美国GDP从10.1万亿美元增加到14.7万亿美元,而中国GDP从1.3万亿美元猛增到6万亿美元。(7)其中,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美国经济当年濒临衰退和次年负增长,而这两年中国经济增长都超过9%。由于经济率先V型反转,且拥有庞大市场潜力和3万多亿美元外储,中国被看作世界经济的“救星”,而美国作为世界经济第一引擎的地位已成明日黄花。尤其是,这场危机重创美式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受了严峻考验。相对于弊端频现的资本主义国家制度,中国社会制度和管理模式显示了巨大优越性。(8)危机将中国代表的“金砖国家”等新兴力量推到世界舞台的前台,20国集团取代8国集团,成为应对危机的主要协调合作平台。与此同时,当美国军费趋于紧缩时,中国军费连续大幅增加,武器装备快速更新,军备强度空前,军力显着提升,与美军事差距明显缩小。

  后金融危机时代中美综合国力、国际影响此消彼长推动世界多极化深入发展。美国自1991年苏联崩溃到2008年金融危机这17年里在全球地缘政治中所享受的“一超独霸”的主导地位已经终结。(9)“多极未来”是美国面临的最显着挑战之一。(10)在中美缺乏战略互信尤其是美国怀疑中国和平崛起的情况下,(11)日本等一些与中国有历史仇怨、领土争端或对华存偏见的周边国家更对中国快速崛起感到担忧,呼吁美国加大参与亚洲事务的力度和重申其对东亚安全防卫的承诺,以平衡中国日益增大的影响。比如,李光耀2009年访美时再次建议美国重掌亚洲安全的领导权:“21世纪将是太平洋至高权力的竞争,因为这里将是(世界)增长发生之地。如果你们(美国)不在太平洋守住阵地,你们就不可能是世界领导。”这样的呼吁正中美国下怀,为它实施以中国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提供了某种理由和“合法性”。(12)

  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安全复杂化衍生出越来越多的全球性挑战,迫切要求全球治理和全球合作,这是时代潮流与全人类的共同责任。奥巴马承认,要应对诸多跨国威胁、实现世界安全,需要各国共同承担责任,建立广泛合作。他在西点军校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应扎根于外交斡旋与国际合作。”(13)2010年5月白宫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称:“在美国的领导下,通过紧密合作建立促进和平、安全与机遇的国际秩序,以应对全球挑战。”(14)

  美国“非平衡性对冲”
  对华新战略的主要内容

  (一)与中国交流、对话、合作

  希拉里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就其出任国务卿举行的听证会上表示,“在变动的世界格局中,中国扮演着非常关键的角色,我们要和中国保持积极的合作关系。”(15)2011年11月,她在《外交政策》上发文指出,“一个欣欣向荣的美国对中国有利;一个欣欣向荣的中国也对美国有利。通过合作而不是对抗,我们两国均能显着获益。”2009年9月,美国常务副国务卿斯坦伯格说,“历史经验表明,既有强权通过对抗和遏制崛起大国达到其声称的防止冲突的目标,往往会事与愿违,带来的恰恰是其想竭力避免的结果”,“我们尤为迫切地需求同中国合作。”(16)因此,2009年奥巴马上任后中美关系开局良好,当年美国国务卿、财长先后访华,尤其是奥巴马于同年11月访华,打破了美国总统就任当年不访华和中美关系“低开”的惯例。如今,中美在政治、军事、安全、外交、财经、贸易、法律、能源、环保等领域各层次的交流、对话、合作的机制已超100个。其中,中美元首会晤在中美关系中起着“方向盘”和“稳定器”的作用,尤其是2013年6月的“习奥庄园会”和2014年11月的“习奥瀛台会”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定下基调,而2015年9月习近平正式访美时的“白宫秋叙”缓和了因南海问题和网络争端而陡然紧张的中美关系,双方还达成了50项成果。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则是中美交流、磋商、合作的主要机制和平台,每年都取得许多成果,是美国与盟国之间也没有的独特的高层次、宽领域磋商机制。另外,自2010年起,美国与中国建立人文交流年度高层磋商机制,还定期举行人权对话。在朝鲜半岛问题、伊朗核问题、阿富汗问题等地区热点和反恐、反扩散、打击海盗、能源安全、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等全球性问题上,美国与中国保持磋商和合作,取得了达成伊朗核协议和巴黎气候协议等重要成果。

  (二)对华防范、敌视、遏制

  然而,为了维护其霸权,美国在与华交往、对话、合作的同时,把对华防范、敌视、遏制作为对华战略重点,因此把其全球战略重心从混乱的中东转向既充满经济活力又交织着十分复杂的地缘政治矛盾和历史恩怨的东亚。

  在地缘战略和军事安全方面,美国把中国快速崛起视为对东亚战略力量平衡与亚太安全秩序乃至美国霸权本身的根本威胁,明确以中国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和假想敌。主张对华强硬的军方逐渐成为美国对华新战略的主导力量。美国国防部2010年2月公布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暗指中国是美国的主要军事对手,称美军需要制订“包括击败一个具有‚反介入‛和‚区域拒止‛(anti-access and area denial,简称A2/AD)能力的对手”的作战计划。(17)2012年1月出台的题为《维持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国防的优先任务》的美国新军事战略报告称,美国将加强在亚太的军事存在,以应对中国挑战和遏制朝鲜、伊朗威胁,维护亚太“安全与繁荣”。(18)在2012年以来的历次亚洲安全对话会上,美国三任防长帕内塔、哈格尔、卡特先后称要在2020年前把美国海空力量的60%部署在亚太地区,尤其是后两位强烈指责中国在南海造岛维权违反国际法、加剧地区紧张。2016年2月初,卡特在解释为何增加2017财年国防预算时,把中国与俄、朝、伊(朗)、“伊斯兰国”并列为五大威胁,甚至认为中国军力迅速增强以及俄罗斯的越境干预对美国安全构成的威胁大于“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19)针对所谓的中国“反进入和区域拒止”战略,美军推出“空海一体战”(2015年初更名为“全球公域介入作战和机动联合”)战略,企图对华实施“D3(disrupt, destroy and defeat)战略”,即在未来海、陆、空、天、网“五位一体”的高技术战争中“破坏、摧毁、战胜”中国军队。(20)在巩固双边军事同盟体系的基础上,美国极力构建由多个三边联盟、准联盟体系(如美日韩、美日澳、美日印、美印澳、美日菲)组成的“联盟+伙伴”安全网,把传统的毂辐体系网络化,试图组建针对中国的“亚洲小北约”。

  在这一对华战略定位下,美国在东亚对华战略牵制与遏制“三管齐下”,正导演“半岛与三海联动”这一“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主场大戏。美国一边呼吁中国无条件制裁朝鲜,一边不顾中国强烈反对,籍机迫使韩国于7月8日正式同意它在半岛部署实际上主要针对中国的萨德反导系统,成功离间了近年来持续升温的中韩关系。朝鲜半岛局势更趋恶化为美国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增大对华战略压力提供了理由和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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