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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二维码访问中评网移动版 风暴中的投机者:辛亥革命中机会主义盛行 扫描二维码访问中评社微信
http://www.CRNTT.com   2015-12-02 16:29:23


 
  在辛亥风暴中,死于革命党之手的政府高官并不多,其中就有端方、赵尔丰这样相当有人望的改革者或实干者。端方之死,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公开表示:“端方在中国享有广泛的威信……野蛮杀害端方,引起人们普遍的谴责。”湖南名士左全孝说得更是透彻:“谓天道有知耶,神奸巨蠹多无恙,而持公理、重民权,首倡宪政如我公者,独罔善其终!”而端方因其相对卓越的才能和远见,早被革命党列入黑名单。端方曾提出:立宪与专制有优劣之分,而君主与共和则只有形式之分,如果宪法受到尊重,君、官、民都只是同一规则下的游戏参与者,而如果宪法就是垃圾,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国家的破坏者。这种见解,在革命党听来比政府内的保守派还要刺耳。

  为了争取资源,革命的机会主义几乎无所不用其极。

  在庚子之乱中,孙文争取赌王刘学询的巨额赞助,条件是可以拥戴刘学询当老大,“或称总统,或称帝王,弟决奉足下当之,故称谓由足下裁决。”(《革命逸史》)

  四川革命党提出的“离间官民”,生动地概括了发动革命的基本手段。在同盟会看来,对策动保路运动的立宪派们“日与清廷言法律,辨是非”是很愚蠢的,“不如激扬民气,导以革命”。在保路运动刚刚兴起时,同盟会在成都秘密会议,决定要“以保路为推倒满清的工具”,“鼓动股东大会,组织革命军”,明确提出将“离间官民”作为重要的工作手段,“故意领导民众,暴动于省城之中”,外围则“割据州县,或进攻成都,包围于省城之外”。成都会议后,同盟会先后召集四川哥老会各个香堂的 “大爷”,举行新津会议和罗泉井会议,明确提出要与“会党”加强联合,伺机夺取并巩固同盟会在联合战线中的领导地位。

  革命党对新军的渗透,最有效的手段并非基于共同的意识形态追求,而是哥老会的同袍义气。辛亥革命中涌现出来的不少都督,原先在新军的军阶军衔多不高,却往往有着深厚的“会党”背景。

  对于辛亥革命中的黑道成分,毛泽东曾经大不以为然:“辛亥革命,乃留学生的发踪指示,哥老会的摇旗呐喊,新军和巡防营一些丘八的张弩拔剑所造成的,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没关系。”(《毛泽东早期文稿》)张太雷也说:“辛亥革命时的军队,完全乌合之众,都是些随声附和的土匪及旧式军队。这样军队,非特不能以之完成革命,就是与袁世凯的军队相敌亦还差的远。”(《张太雷文集》)

  机会主义的争夺

  一场奉行机会主义的革命,注定了其高举的意识形态大旗只是幌子而已。辛亥革命之后,袁世凯评价说:“参加革命的识时务者,今日多已踞显要,住洋房,子女玉帛,如愿以偿。”(李宗武《辛亥革命上海光复纪要》)更为重要的是,在革命党迅速腐化的同时,争权夺利也令同志成为仇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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