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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二维码访问中评网移动版 甲午战争120周年祭 刘亚洲:民族之幸 扫描二维码访问中评社微信
http://www.CRNTT.com   2014-04-20 00:24:36


  中评社北京4月20日电/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空军上将谈甲午战争。

  记者:请您谈谈对甲午战争的看法。
 
  刘亚洲:甲午战争是一场深刻影响和改变了两个国家命运的战争,这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日本。再往大处看,它还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世界历史。当然,受影响最大的还是中国。
 
  对中国而言,这场战争的历史深刻性在于两点:一、战争失败了,但失败的原因至今仍在追问之中;二、战争虽然早已结束,但战争的伤口并未愈合,仍然横亘在历史和现实之间。对这场战争疑问的解答,构成了我们民族进步的阶梯。从这个意义上讲,甲午战争已成为一种标志,一个符号。
 
  制度
 
  刘亚洲:甲午之败并非海军之败,也非陆军之败,而是国家之败。
 
  甲午战争日本的胜利是制度的胜利。大清帝国的失败是制度的失败。鸦片战争一声炮响,唤醒了清朝的同时也唤醒了日本。中日两国同时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但两个国家学习西洋文明,一个从内心革新变化,另一个则止于外形。一个把外来的东西当饭吃,一个把外来的东西当衣穿。当饭吃的消化了,强身健体;当衣服穿的只撑起了一个模样。
 
  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曾分别接待过中国和日本两个代表团,后来有人问他对中日的看法,他指出,中国和日本的竞争,日本必胜,中国必败。他说:“日本到欧洲来的人,讨论各种学术,讲究政治原理,谋回国做根本的改造;而中国人到欧洲来,只问某厂的船炮造得如何,价值如何,买回去就算了。”
 
  记者:您说当时日本已成为一个现代国家,有什么标志?
 
  刘亚洲:最主要的标志是人的觉醒。日本秉承中国文化上千年,其国家形态与它的母国是一样的:国不知有民,民不知有国。人民只有宗族意识,没有国家意识。那时候西方传教士到中国和日本来,都一致承认中日两国人民的忍耐与坚忍无与伦比,但另一个印象就是麻木不仁,对压迫逆来顺受,毫无主动性和创造性。
 
  日本有本侮辱中国人的书叫《支那论》,说中国人“似蚯蚓这种低级动物,把一段身子给切断了,其他部分没有感觉,仍能继续活着”。其实以此来形容明治维新前的日本人,也不差分毫。但西风东渐之际,日本人断然斩断了上千年的文化脐带,脱亚效欧,加入了西方的发展行列。人民变成了国民。
 
  百姓是不是国民,有两条重要标准,一是有没有权力,二是有没有财富。明治维新同时,日本还搞了“自由民权”运动,其核心是“纳税人的参政权”。大久保利通说:“国家强大源于民众的富足。”日本走了和清朝洋务运动相反的路,鼓励民间资本。
 
  腐朽的制度不仅阻碍民族发展,为敌国入侵提供可能性,并在关键时刻出卖民族利益。甲午战败后赔了那么多钱,可战前买军舰,竟一分也掏不出来。有了国民,就有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很多日本学者在总结甲午战争经验时都认为,国民意识是战争胜利的最大法宝。
 
  国民国家是近代日本的基本国家模式。反观大清帝国,当日本在不顾一切地调动和激发全民族的创造力的时候,清朝则不顾一切地将民间思想火花扑灭于萌芽之中。战争从来就不是老百姓的事,甚至不是军人的事。威海卫陷落后,南洋舰队曾派人向日本海军请求,归还被俘去的南洋舰队的两艘舰只,因为这两艘舰是北上参加北洋水师会操的,而非参战,理应归还。此事成了海战史上的笑柄。
 
  记者:一切事情,核心因素是人。
 
  刘亚洲:梁启超说:“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日本自然资源实在匮乏,所以就最大限度开发人的资源。明治维新时是这样,今天也是这样。它首先抓的是对人的教育。这里说的教育指的是完全不同于日本“唐化”后的旧式教育,而是“欧化”后的新式教育。
 
  甲午战争10年后,日本又打赢了日俄战争。日本天皇说,赢了这场战争,他最应当感谢的是日本的小学教师,因为日本士兵绝大多数都受过小学教育,而沙俄士兵则大多数是文盲。教育的革命带来了思想的革命。军队是更需要思想的。对一支军队而言,思想才是真正的杀手锏。
 
  战略
 
  刘亚洲:甲午战争其实也是中日两国发展战略的对撞。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入侵东方,亚洲各国相继沉沦,只有中日两国奋起自强。中国发起洋务运动,日本搞起了明治维新。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和参与者,在建立现代国家的努力上,与日本明治时期那代人,应该同样值得尊重。
 
  问题是,东亚狭窄,容不下两个国家同时崛起,尤其容不下中国这样的大块头崛起,这就决定了中日间必有一战。日本对此认识得非常清楚,而清朝则懵懵懂懂。中日双方都在西方船坚炮利的逼迫下进行战略转移。日本实现了由传统战略向现代国家战略上的彻底变革。
 
  相反,清朝在确立具有现代特征的国家战略上始终裹足不前。直到国家覆亡,都没有制定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战略。
 
  记者:这告诉我们,任何时候,最重要的是要有清晰的战略。
 
  刘亚洲:第一位的是要有战略意志。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向日本学习。日本是个岛国,它始终认为自己的出路在大陆。为了踏上列岛西边这片大陆,它已经准备了上千年。也就是说,它的对华战略已经实施了上千年。
 
  历史上的日本有两个特点:一、一旦权力集中,就要征韩;二、每一次自然灾难之后,就会出现要求对外动武的声音。最近的一次是福岛大地震后,日本右翼分子对钓鱼岛的染指。其实这都与它的大陆战略有关。大陆情结贯穿了日本历史的始终。
 
  中国历史上不乏大思想家、大战略家,但是难以有跨越数代人的长久性大战略和实行这种战略的意志。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时,叫嚣的是“国运相赌”。清朝就没有这样的国家意志。甲午战争之后,日本是想永久占领中国的,所以它学习的是满清灭亡明朝的经验,以摧毁中国人的心理和意志为主。这就是为什么日军在战争中对中国人那么凶残和几次大屠杀的原因。南京大屠杀就是“扬州十日”的翻版。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屠杀不发生在南京,也一定会发生在其他地方。只不过南京更合适罢了。它是首都,屠城的震撼力远大于扬州。这是日本的既定战略。
 
  记者:这样一讲,日本的战略脉络就看得很清晰了。
 
  刘亚洲:其次是战略眼光。要看得深、看得远。中国的历史,首先是世界历史进程的一部分,然后才是自身发展的历史。只有布局天下,才能布局中国。甲午战争既是中日双边冲突,又是大国博弈的产物,对国际格局的影响至今未消。
 
  1853年,英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战胜俄国,堵住了俄国南下的道路。不久后,左宗棠收复新疆,也让俄国在中亚方向无所作为,所以它掉头东进,这就与日本发生了冲突。甲午战争后,日俄冲突成为必然。10年后,双方爆发了被西方称为“第零次世界大战”的日俄战争,这场新列强战胜老列强的战争,催生了日后的俄国“十月革命”,对世界大格局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
记者:请您谈谈清朝的军事战略。
 
  刘亚洲:美国人李普曼说,只要存在着一条军事疆界,一条相应的政治疆界就会出现。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理解:只要存在一条政治疆界,一条相应的军事疆界就应该出现。军事战略是国家战略的一部分。军事战略应当服从国家战略。但是如果军事战略出了问题,仗打败了,这个国家的国家战略也就完了。
 
  退一万步说,即使国家战略出现失误,如果军事战略恰当,还能为国家战略重构创造机会。否则,即使国家战略正确,如果没有正确的军事战略配合,国家战略照样无法实现。纵观当时中日两国的国家战略,最能说明这一点。
 
  清朝经过30年洋务运动,迎来了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期,将强未强。清朝的首要目标是确保战略机遇期不失去。日本则强调“强兵为富国之本,而不是富国为强兵之本”,8次扩充军备,准备“举国发动,国运相搏”。谁的国家战略目标正确,一目了然。但战争结果是,正确者失败,错误者胜利。差距就在军事战略上。
 
  清朝经过了30年的军事变革,建立了一支表面上脱胎换骨的新式海军和陆军,但它的军事变革是失败的,主要是观念落后。胜利的军队用未来的观念打今天的战争;失败的军队用昨天的观念打今天的战争。清朝的军事变革,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评价彼得大帝的改革那样,“大胡子剃掉了,德式西服穿上了,但是留大胡子、穿旧式服装时期的那些思想却留下了。”
 
  清朝的军事改革从根子上没有能够摆脱农耕文明的桎梏。农耕生产方式要解决的问题首先是天下太平,有饭吃就满足。农耕文化的眼睛是向内而不是向外看的。清朝内斗那么激烈也是农耕文化的产物。因此,北洋水师虽然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铁甲舰,奉行的却是长期防御性战略。这是一支农民的海军,因此是一支守土的海军,而不是一支经略大洋的海军。
 
  表面上看,甲午海战的战场上,是双方“海归”的较量。军舰都是从欧洲进口,双方将领毕业自同一所军校,且都用英语指挥。但那是农民与现代军人的较量,那是鸡蛋和石头的碰撞。我曾为北洋水师在全部海战中没有击沉过一艘日舰而震惊。后来我想透了,这丝毫不奇怪。全世界的鸡蛋联合起来就能够打过石头吗?退一步讲,即使是防御,第一道防线也应该在对马海峡展开。反观北洋水师,只敢在大陆沿海做些机动。
 
  记者:清朝军事变革还有什么问题?
 
  刘亚洲:还有两点,第一是没有现代军事思想家。没有军事思想家就无法进行战争的顶层设计。而顶层设计的失败是最大的失败。中国一贯有轻视军事思想家的传统。兵书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正经的读书人以读兵书为耻。
 
  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在列强的监视和重压下,从零开始,仅仅20年时间就建立起一支全新的机械化大军,横扫欧洲。德军是怎么做到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重视军事理论家。古德里安因为他的理论被任命为德军第一支装甲兵团的司令官,官拜上将。中国自古很少有军事理论家受到如此重视。与之相反,日本对华侵略的思想、政策的设计者,基本都不是政府官员,而是普通的学者和知识分子。
 
  第二是难以冲破利益的藩篱。清朝的新军本来就是在湘军、淮军基础上组建的,门户对立,内斗激烈。朝廷上有维新派与顽固派的斗争,朝廷外有革命党与保守党的斗争。黄遵宪在甲午战争中悲愤地说:“噫吁哉!海陆军!人力合,我力分。如蠖屈,不得申;如斗鸡,不能群。”军事工业分属不同洋务集团,已然成了官员私产。战争中,日军缴获大量清军装备,这些装备型号之多,令日军瞠目。各个集团都在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北洋水师炮台上的火炮型号达84种之多。
 
  记者:这样的军队怎能打胜仗?
 
  刘亚洲:甲午战争中,一些优秀的清朝军人尽力了,特别是北洋水师的一些将领。北洋水师共有11名管带,7名殉国,近3000官兵血洒海疆。但这并不能改变战争结局。他们越英勇,就越反衬政府无能,反衬战略出错所造成的代价之惨重。
 
  甲午战争,是近代历史上中国军队与外国军队武器装备差距最小的一次战争,又是中国军队败得最惨的一次战争。短暂的战略机遇期彻底失去。日本由此一步步走向强盛。中国则自始万劫不复。仅举海军为例,到二次大战爆发时,日本海军总吨位为98万吨,拥有10艘航空母舰。此时中国海军全部舰船总吨位只有5.9万吨,还没有日本一条“大和”号战列舰的吨位(6.5万吨)大。
 
  信仰
 
  刘亚洲:甲午之败还是文化之败。了解一个民族首先要了解其文化。文化的核心是精神。精神的核心是信仰。这是一个民族的基因。基因决定了一个民族的特征、发展和变异。要知道一个国家未来向哪里去,可以先通过基因分析看看它从哪里来。
 
  分析甲午战争,同样必须分析双方的基因,才能透过现象看清本质,才能找到千年前的根源,也才能够看清千年后的发展。甲午战争前,日本向中国派出了大批间谍,我记得有一个间谍来到南方一处游冶场所,倾听缓慢、悠长、哀伤的二胡演奏,良久,他说:“完了,这个大国完了。”他从音乐声中看到了晚清中国人的精神状态。
 
  记者:评价甲午战争,都觉得中日两军精神状态差距太大。
 
  刘亚洲:清军没有守住一座该守住的城池,没有攻下一个该攻下的阵地。丰岛海战,平壤之战,乃至大东沟海战,日军无一战有十足胜算,但清军却总是无一战不一触即溃。日本《日清战争实纪》写道:“支那大将身形高大,力气超群,貌似可指挥三军,然一旦开战就变成弱虫一条,尚未听到枪声就逃之夭夭,甚至披上妇女衣装,企图蒙混过关。”以至于战后在日本儿童游戏时,辱骂失败者是“支那”。
 
  两国老百姓的精神状态对比也非常强烈。中国老百姓送亲人上前线,哭哭啼啼。日本人出征的情形,梁启超写过了:“亲友宗族把送迎兵卒出入营房当作莫大光荣。那光荣的程度,中国人中举人进士不过如此。”他还说,日本人欢送亲朋子弟入伍都以“祈战死”三字相赠。报刊所载赠人从军诗,都以“勿生还”相祝贺。就连在日本社会地位最卑微的妓女,也捐钱捐物资助国家战争。
 
  旅顺大屠杀时,中国百姓几乎未有任何抵抗,绝大多数神情麻木,如待宰羔羊。李鸿章幕僚罗丰禄描述:“倭人常谓中国人如死猪卧地,任人宰割,实是现在景象。”福泽谕吉说:“支那人民怯懦卑屈实在是无有其类。”
 
  国运
 
  刘亚洲:甲午一役,是民族之哀,民族之痛,但我认为,它同时还是民族之幸。因为在这场战争之后,一个奇妙的瞬间诞生了。在这个瞬间里,历史向古老的中国打开了另外一扇门。
 
  记者:为什么这么说?
 
  刘亚洲:甲午战争的失败导致了中国人群体意识的觉醒。甲午战争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梁启超曾有过入木三分的评论:“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始。”从准确意义讲,不是鸦片战争,而是甲午大败才是中国人真正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开始。
 
  甲午战争直接导致了辛亥革命的发生。甲午年6月,时年28岁的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指出器物层面改进不足以胜西洋,结果不被采纳。3个月后,甲午兵败。同年11月,檀香山兴中会成立。次年2月,香港兴中会成立。兴中会就是同盟会的前身。几年后,清朝被推翻。191年因为不满日本强加给中国的所谓“21条”,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正是在这个运动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从此,中国历史开始了伟大的转折。
 
  毛泽东出生在甲午战争前一年。邓小平出生在甲午战争10年后也就是日俄战争的当年。他们的青年时代,正是甲午风云掀起的巨涛对中国近代史冲击最猛烈的时代。启蒙、自强与救亡,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他们的思想上一定有深深的甲午烙印。他们肯定从来不曾忘记甲午。
 
  上世纪60年代,毛泽东在谈到中印领土争端时说过“不能做李鸿章”的话。1982年,面对英国首相撒切尔不愿把香港主权归还中国,邓小平说:“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正是在这两位伟人手中,中华民族获得了复兴。
 
  从另一个意义上讲,我们还应当感谢日本。毛泽东就讲过类似的话。1956年,毛泽东在与访华的日本前陆军中将远藤三郎谈话时说:“你们也是我们的先生。正是你们打了这一仗,教育了中国人民,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打得团结起来了。所以,我们应该感谢你们。”日本是一个有特点、有优点的对手。中国是日本最早的老师,日本是中国最新的老师。没有甲午一役,中国还不知道要再沉睡多少年。
 
  马基雅维利有句名言:“造就最强大国家的首要条件不在于造枪炮,而在于能够造就其国民的坚定信仰。”中国共产党在当代最伟大的历史成就之一,就是再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信仰。也正是这群有信仰的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走出了甲午战争失败的阴影。
 
  抗日战争中,他们不仅彻底战胜了日本侵略者,还在第二个甲午年到来之际,打胜了一场抗美援朝战争。这似乎是一个宿命。当年的甲午战争,因朝鲜而起。抗美援朝战争,又回到了60年轮回的原点,这一仗不仅挽回了中国军人自1840年以来屡战屡败失尽的颜面,而且为民族复兴提供了重要心理支撑点。
 
  萨镇冰曾是北洋水师的管带,刘公岛鏖战时,夫人来探望。萨镇冰说:“这里是什么地方?今天是什么日子?告诉她就当我死了,叫她速回!”夫人垂泪而归,不久就去世了。萨镇冰后来重建民国海军,解放后还当过中央军委委员,但终身没有再娶。他在抗美援朝胜利后欣喜若狂,写下了“终有扬眉吐气天”的诗句。去世前还赠诗毛泽东:“尚望舟师能再振。”甲午战争以来,日本人真正开始正视中国并试探与中国建立邦交,自朝鲜战争始。(来源:半月谈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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