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央设计界定九七回归之后在香港实行制度的《基本法》，在香港进行谘询开始。政制的设计，主要是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央和特区关系，另一个是香港内部的权力和利益分配。前者主要关乎特首的产生，后者则是与立法会议席选举的主要考虑。
中国解决香港问题的最初想法
因为在改革开放刚开始时，整个中国近九成的贸易和创汇都通过香港，中国根本没有打算改变香港的现状。很明显，英国人看透了中国这一弱点，趁中国最需要香港配合改革开放总策略的时候，于一九七八年派当时的香港总督麦理浩访问北京，向邓小平提出要解决香港前途问题。实用主义传统的英国人万万想不到中国领导人会死抱民族主义原则，坚持要于一九九七年收回主权的。但是当时中国处于被动状态，就把本来打算实施于和平统一之后的台湾的「一国两制」模式，急就章的首先套用在香港。在最初「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粗糙构思中，收回主权就是简单的「换国旗、换总督」。而以中国当年对资本主义的简单理解，资本主义就是资产阶级统治，在本地华人大资本家中间找一个人出来，委任他出任特别行政区的首长，便是「港人治港」。中央政府万事待举，自顾不暇，也根本不懂怎样管治一个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国际城市，所以完全不想介入香港事务，未来的特别行政区的首长，就像当时的总督一样，大权独揽，行政主导，实行「高度自治」。
商人治港的由来
这一想法明显是脱离香港的政治现实。首先，资本主义社会从来都不会由大资本家赤膊上阵，自己来当首长管理的。对资本家来说，他们最重要的目标是赚钱，钱权勾结，也是为赚钱服务，自己坐庄，机会成本太高。况且香港华人大资本家谁也不服谁，彼此处于竞争状态，任何一方出来掌权，其他华人财团都会认为有损其利益，大力反对。虽然资本家对此方案兴趣不高，但中央从未放弃这思路，而许家屯在回忆录中说，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来港出任新华社社长，其中一个重要任务是团结和培植华人大资本家和他们的下一代。显而易见，董建华、吴光正、唐英年等，都是这一政策的成果，并且形成了回归八年「商人治港」的局面。「商人治港」成绩如何，大家已经有目共睹。
香港的民意分歧与转变
邓小平大概预料不到的是，当中国决定收回香港主权，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决策在港公布之后，不但「投资者」表示不「放心」，市民之间的主流意见竟然是支持英国殖民地政府继续管治至一九九七之后。这主要是因为当年香港市民主流是反共的，而且「文革」刚结束，由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共产党员主持的改革开放才开始，荆棘满途；大家对中国的前途，中共政策会否反覆，都没有信心。而且因为当时中国贫穷落后，香港有的是钱，所以不少人提议向中国进行赎买，英国交出香港和九龙的主权，以换取香港、九龙和新界治于九七之后的治权，延续殖民地管治的寿命。当时非亲共的只主流社会中，只有前大学生学运中「社会派」分子组成的新成立论政团体「汇点」，以及港大学生会。两者都要求「港人民主治港」，港大学生会更去信当时的国家总理赵紫阳，直接提出这主张，并且得到总理正面的回应，承诺九七之后会实行民主治港，更清楚表达这将会是西方的民主。「民主」这旗帜一挥动，给战后新一代港人知识分子很大的鼓舞，和给予「汇点」等人数以十计的报章地盘与反对收回主权的论者笔战很多弹药，终于在舆论上大获全胜，压倒了反回归的气势。而中央亦信守其承诺，「港人民主治港」这原则，一再在《中英联合声明》中方文本和后来的《基本法》中具体落实。
行政主导与英国的撤退部署
通过民主制度，落实「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就牵涉到政制和选举方法的设计。我们要明白，中英谈判时在中央领导层心目中的「行政主导」，亦即是一九八四年港英推行「植根于香港」的代议政制之前的殖民地模式。港督会同他委任的行政局议员作决策，立法局过半议员由官员出任，少数「非官守议员」亦全部由港督委任，基本上只是一个谘询机构。行政立法的关系是谘询和配合，而非监督和制衡；两局议员联合设办事处。「行政主导」也者，基本上是港督说了算，行政局议员的少许制衡作用，也只是保障英国的宗主权和利益，与市民利益无关。市民如有任何非份之想，很快便会碰到如政治部、警察、移民局、税务局、廉政公署等一大堆专政工具和《公安法》等峻法的铁腕。在一九八四年《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之后，港英政府有步骤地把这个「行政主导」的配套架构拆除。中方指责英方于九七年前大变，然后要求九七年之后不变，但英国在十三年过渡期间，从未改变其既定的撤退部署，而中方亦无奈之何。
“民主回归派”的主张
当时的「民主回归派」组织如「汇点」和「新香港学会」等，都主张在九七年实行全面普选，并要求自八四至九七这十三年过渡期中，中英政府和香港市民都要做好各种相关的配套和准备(亦即等于今天炒得热烘烘的「路线图」)，向九七倒数衔接。这些组织更不约而同的建议未来政制应采英国「西敏寺模式」，亦即是由取得立法机关的多数党议员组阁，并由多数党议员互选特首的间接选举制度。今天回头再看，这依然是一个简单容易操作，而且由此产生的特首素质较有保证的制度。因为根据这个制度，特首是由他的多年共事的同辈小圈子选出来，他们在投票时，深知候选人的德才长短，而不像现时反对派要求的一人一票直选特首，选民只凭候选人在近一个月短短竞选期间，以大量资源营造出来，许多时跟事实有很大距离的形象来投票，结果十分不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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