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中运动不仅是香港泛民主派之“民主回归论”的极限发挥，更是香港法治权威性由盛转衰的分水岭。这种盛衰变奏，不是指香港法治丧失基本的规制能力，而是指香港的“违法性禁忌”被打破，公义理由可以支持违法，运动无罪，造反有理，法治进入了一个与“泛政治”氛围相纠缠的复杂时段。戴耀廷将“公民抗命”引入香港，自身及其拥趸或以“盗火者”自居，但对于“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秩序而言，尤其是对于香港法治而言，则有着长远的结构性损害。
一、前言
“占中”并不如烟。占中运动不仅是香港泛民主派之“民主回归论”的极限发挥，更是香港法治权威性由盛转衰的分水岭。这种盛衰变奏，不是指香港法治丧失基本的规制能力，而是指香港的“违法性禁忌”被打破，公义理由可以支持违法，运动无罪，造反有理，法治进入了一个与“泛政治”氛围相纠缠的复杂时段。这一切都与戴耀廷有关。在戴耀廷之前，香港的政治精神与公共文化中并没有所谓的“公民抗命”，香港法治在“一国两制”与普通法的平衡体系下运转良好，香港人的繁荣稳定与自由权利得到充足保障，其国际排名和声誉稳居前列。戴耀廷将“公民抗命”引入香港，自身及其拥趸或以“盗火者”自居，但对于“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秩序而言，尤其是对于香港法治而言，则有着长远的结构性损害。戴耀廷并非昙花一现，在后占中时代不断以“选举工程师”身份，通过“雷动计画”、“风云计画”等掌控香港反对派的选举协调尤其是支持本土派的政治竞逐。在2018年4月初的台湾“五独论坛”上，戴耀廷更是以中国崩溃、香港建国作为香港民主运动的未来思路，并将香港民主化与反国家专制重新连接，刺破“一国两制”的内在共识与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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