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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台海形势和中央对台政策新思维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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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泉（北京）
北京台湾经济研究中心名誉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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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自胡锦涛为代表的新领导班子主政以来，在对台工作和对台政策上出现了一种可喜的新局面。有四个重要文件，即去年上半年的《5·17声明》、今年元月28日发表的《贾庆林讲话》、今年3月4日发表的《胡锦涛讲话》，以及今春人大通过的《反分裂国家法》，集中体现了中共新领导班子在对台工作和对台政策上的新思维，各方面的反映良好。谨就管见所及，结合当前台海形势，谈一点个人的看法和想法。
当前台湾形势之我见
在2004年的台湾大选中，国民党败选下台，民进党胜选上台，许多人由于对国民党长期执政及所推行的内外政策的不满，曾抱着“换人做做看”的良好期待。未料“以‘台独’为基本诉求”的民进党及其领导人，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趁势推行了与祖国大陆相对抗的分离主义路线，大搞政治与意识形态挂帅，把两岸关系搞得十分紧张，岛内的族群对立有增无减，经济下滑，政局不稳，社会失序，人心动荡。2004年大选，陈水扁在“两颗子弹”的协助下，继续当选连任，从而带来了许多新的不安定因素，岛内形势亦随而出现了许多未曾料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新局面。
（一）去年年底的“立委”选举是岛内形势的一个转折点。主要情况是：两大板块，基本未变，内斗加剧，外斗趋缓。
所谓“两大板块”，是指蓝绿两大政治板块。这两大板块，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在绿营内部，民进党的席位并未减少，反而由原来的88席增加到89席，而所增加的一席则是从台联党那里得到的，台联党由原来的13席减少到12席。在蓝营内部，国民党虽然增加了12席，即由67席增至79席，但主要则是从亲民党那里得来的，亲民党由原来的46席减少到34席。
所以，仅从“立委”席次来看，蓝营未胜，绿营未输。两大政治板块基本上未动，只是中间票数和席位有些移动。既然如此，又为什么较普遍地认为，这次“立委”选举是蓝营大胜，绿营大败了呢？
这是因为，绿营对这次“立委”选举的期望值太高，陈水扁和民进党原指望在这次选举中，席位远超过半数，彻底击败蓝营，从而建立绿营“长期执政”和“全面执政”的基础，并以此证明陈水扁的当选连任完全是民望所归，与所谓“两颗子弹”的协助毫无关系。而结果则适得其反，绿营所得席位并未达到总位225席的一半，即113席，而只有101席，蓝营所得席位则实际达到124席。远超过半数，绿营因而大失所望，锐气大挫；蓝营则因此而士气大振，感到了新的希望。
所以，去年年底“12·11”的立委选举是台湾岛内形势的一个转折点，它正好说明，去年“3·20”大选，是由于“两颗子弹”使同情的中间票倒向绿营，使陈水扁获得微弱多数票而胜出，而年底“12·11”的立委选举又因中间票对陈水扁的做法不满，改投蓝营，从而还原了历史的原貌。
所谓“内斗加剧”，是蓝营内部的国民党和亲民党，绿营内部的民进党和台联党，相互斗争得很厉害。相形之下，蓝营和绿营之间的斗争却一时反而趋于缓和了。
（二）“台独”已从人为鼓噪起来的“高峰期”下滑。关于这个问题，各方人士见仁见智，意见不一定一致，但我个人则认为，尽管岛内“台独”势力随着岛内“小气候”和国际“大气候”的变化，还存在着某种反复的可能，但总的下滑趋势是不可避免的。
标志之一，反“台独”的泛蓝阵营势力已较前稳定，不仅在“立院”较前更具优势，成为牵制“台独”的重要力量，即使在整个台湾社会反“独”的力量亦在明显增长，而“独”的力量却相对不断被削弱。
标志之二，今年泛绿组织的“3·26”反大陆“反分裂国家法”大游行，无论在人数、规模和气势上都远不如去年组织的“2·28”大游行。虽然号称百万，实际上不过27.5万人，最多也不过30余万人。而且游行队伍散漫，洋相丑态百出。
标志之三，民进党所时兴的“戴红帽子”做法已经不灵了，就像当年民进党对付国民党所采取的“法办”、“坐牢”一样，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正是这样形势下，才又在岛内掀起新的“登陆热”，不仅江、连、宋相继访问大陆，很多绿营人士也都“跃跃欲试”。
标志之四，以李登峰为精神领袖的台湾民主团结联盟（简称“台联党”），目睹这一发展形势，气急败坏，再无以前那样神气，他们不停的咆哮、骂街，以至动粗，并不能说明他们的“有道理”和“有力量”，而是相反说明了他们的惶恐和不安。
当然，我们对于目前这种发展形势，绝不可以有任何盲目乐观。一是“台独”的社会基础依然存在；二是少数顽固的分裂主义者绝不会就此罢休；三是国际上的反华势力不会终止对于这些闹分裂者的支持；四是两岸的统一仍然任重而道远，只要两岸一天没有统一，“台独”的活动就一天不会停止。
（三）几次“大震撼”对台湾当局的重大冲击。自去年年底“立委”选举以后，紧接着在台湾政坛上发生了几次震级不等的震撼。
第一件，中国大陆《反分裂国家法》的制定和通过。这个反分裂法，是通过法律形式把中国大陆的对台方针政策固定下来了，法律化了。这样做，内可制约台湾当局的“修宪”或“制宪”，反对他们搞“法理台独”；外可制约美国的《与台湾关系法》，反对他们企图通过这种国内立法来干涉中国内政。
这个《反分裂国家法》，以民为本，立法有据，以法制法，威力很大，已经在台湾岛内外产生了巨大反响。
第二件，台湾奇美集团负责人许文龙的《退休感言》。他这个感言，几乎是与我《反分裂国家法》同时公布的。其主要内容，一是认为“两岸都是中国”，二是肯定《反分裂国家法》，说它的出台使他心里感到“更加踏实”了。这正像台湾媒体所报道的那样，它相当于几个重量级的原子弹的威力。
人所共知，许文龙曾经是“台独”分裂势力的坚定支持者，如今说出这样的重话，怎么能不让全岛为之震撼呢！？
第三件，一连串如同连珠炮式的“登陆热”的冲击。“党对党对话”这是两岸沟通和对话的一种新模式，从今年4月—5月，先后有国民党副主席江丙坤的“破冰之旅”，有国民党主席连战的“和平之旅”，有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的“搭桥之旅”。一个接着一个，把两岸关系推向了新的高潮。
这不仅是“破冰之旅”、“和平之旅”和“搭桥之旅”，也是“寻根之旅”、“认同之旅”、“亲情之旅”。通过该两党负责人的大陆行，在时空上把海峡两岸、国共两党、共亲两党，近现代史，一个中国等都联结起来了，原来“我们是一家人”。民进党何尝不想来大陆，只是一不肯放下“台独党纲”，二不肯放下“执政党”身段，所以还无法前来。
第四件，陈水扁堂弟陈天福发表《阿福真言》。所谓《阿福真言》完全是针对陈水扁的“阿扁假言”来的，陈天福与陈水扁是“堂兄弟”，实际上其关系却胜似“亲兄弟”。两人同一个祖父母，从小至今未分家，小时“共住一间房，同睡一张床，同用一张桌”，就是这样一个堂兄弟，现在上海做生意，竟写了一本十万字的“真言”，出来揭露陈水扁的“台独”路线和“台独”理念。其对陈水扁的杀伤力自不待言。
陈天福的这本书，已分别在香港和台湾出版，两地的很多报纸、刊物、电台都报道了、广播了，搞得陈水扁很被动，台当局曾发表声明，否认陈水扁和陈天福的往来关系，也否认陈天福所揭露的一些事实。然而欲盖弥彰。
这本书的出版，正赶上连宋大陆行的热头上，因而未被更多人所注意，否则其影响会更大。
（四）两岸“隔海对峙”酷似当年国共“隔江对峙”。五十六年前，即1949年上半年以前的一段时间，国共两党军队隔着长江天险而对峙。当时的国民党如同今天的民进党，险象丛生，四面楚歌，困难得很。蒋介石不肯真心谈判，一味应付，导致蒋管区其他党派、地方势力，纷纷伸出触角，自寻管道，与解放区的军政当局直接接触与谈判，终使蒋介石对政权失控，最终彻底失败。
今天两岸的“隔海对峙”，与当年国共“隔江对峙”的形势并不完全相同，但在一点上是非常相似的，这就是台当局一味向我抬高要价，垄断谈判权，排斥其他政治势力参与。结果呢，逼出国民党和亲民党不得不突破禁忌，相继进行大陆行。就某种意义说，也是陈水扁对岛内政局失控的一种表现。
历史是一面镜子。陈水扁当局如不尽速调整政策，改弦更张，难保岛内不会进一步出现政局失控的局面。正所谓“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中共对台政策新思维探讨
近年以来，台湾形势与两岸关系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其中最主要的是两岸关系趋向缓和。作为两岸走向统一过程的第一阶段战略目标--“遏独”，已取得了重大的决定性胜利。这与以胡锦涛总书记为代表的中央新班子对台政策的新思维与新举措是分不开的。但作为第二阶段的战略目标--“促统”，依然任重而道远。我个人认为，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对台工作和对台政策的新思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核心利益”的提法。早在2004年5月17日，中央台办、国台办授权发表的声明，就曾严正地指出：“在中国人民面前，没有任何事情比捍卫自己国家的主权和领土更为重要，更加神圣”。在这以后，胡锦涛总书记又多次提到台湾问题关系到我们国家的核心利益。例如，2004年11月19日，他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会见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时，就曾两次提到：“台湾问题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必须谨慎处理。”今年3月4日，他在参加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的一个会议上，当谈到“台独”分裂活动时又特别强调，“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国家的核心利益。”
把台湾问题的重要性提到如此高度，这是前所未有的。事实上，台湾问题也确实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整个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
（二）关于“决不妥协”的态度。早在前面提到的“5·17声明”中，中国政府就曾严厉地提出警告：“如果台当权者铤而走险，胆敢制造‘台独’重大事变，中国人民将不惜一切代价，坚决彻底地粉碎‘台独’的分裂图谋。”今年3月4日胡锦涛总书记又强调地指出：“任何人要危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13亿中国人民坚决不答应。在反对分裂国家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我们决不会有犹豫、含糊和退让。”一年多以前，温家宝总理访美时亦曾当面向美国总统布什表达了中国政府的上述立场。今年3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再一次强调说：“我们不希望外国干涉，但是也不怕外国干涉。”
在台湾问题上，所有以上宣示和中共领导人的讲话，都是立场鲜明，坚决果敢，斩钉截铁，表明绝无一点动摇妥协的余地。
（三）关于“以民为本”的思想。以胡锦涛总书记为代表的中央新班子，在对台工作和对台政策上，更突出地强调了“以民为本”的指导思想，他们的这一指导思想，实际上是对历代中国领导人关于“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这一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胡锦涛说：“台湾同胞是我们的骨肉兄弟”，“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应尊重他们、信赖他们、依靠他们，并且设身处地地为他们着想，千方百计照顾他们的正当权益。”
中央新班子视“以民为本”为两岸关系的核心。总书记胡锦涛、政协主席贾庆林，都曾特别强调说：“只要是对台湾同胞有利的事情，只要是对促进两岸交流有利的事情，只要是对维护台海地区和平有利的事情，只要是对祖国和平统一有利的事情，我们都会尽最大努力去做，并且一定努力做好。”
今年四月到五月，中共中央无论是与国民党副主席江丙坤达成的“十二项共识”，与国民党主席连战达成的“三点体认”，“五项促进”，以及与民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所达成的包括“两岸一中”在内的“六项共识”等，无不体现了中央新班子对于“以民为本”对台政策的努力和实践。
（四）关于“以法制独”的做法。就是通过制定《反分裂国家法》来对付“台独”和外国干涉者。以往中国一般都是通过《告台胞书》、《白皮书》，“领导人讲话”等形式来宣示对台政策。而这一次，则是第一次正式通过立法形式，即制定《反分裂国家法》来宣示对台政策。“以法制法”、“以法制独”，其权威性和镇慑作用，都将远大于以往使用的其他形式。
台当局对大陆这种“以法制独”的做法，极尽贬低、攻击之能事。例如，说它是什么“战争法”、“反和平法”，等等。对此，温家宝总理曾义正词严地指出：中国政府制定的这个《反分裂国家法》，决“不是针对台湾人民的法律，而是反对和遏制‘台独’势力的法律；不是一部战争的法律，而是和平统一国家的法律；不是一部改变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现状的法律，而是有利于台海地区和平稳定的法律。”
（五）关于“联美制独”的政策。当年在台湾的蒋介石政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而美国却推行“两个中国”政策，毛泽东乃实行“联蒋抗美”政策。后来则倒过来了。美国承诺执行“一个中国”政策，而李登辉和陈水扁政权，却相继执行“两个中国”政策和“一中一台”政策。我们也反过来了，即在“一个中国”原则下实行“联美制独”政策。大陆中央新班子在这方面做得尤其出色。有力地遏制了“台独”势力的发展。美国一些高层管员，都曾对陈水扁放出重话，如说“台湾不是主权国家”，“‘台独’是横在两岸关系之间的地雷”，等等。对“台独”的杀伤力很大。当然，美国这样做，也有其自身战略上的考虑和需要。
大陆学者私下有一些很形象的比喻。例如说，祖国本来就是台湾的“亲爹”，而台湾当局不认“亲爹”认“乾爹”，这个“乾爹”自然是指美国。如今亲爹和乾爹因互有需要而携起手来了。正如陈水扁堂弟陈水扁在《阿福真言》一书中所说：“中国这个睡狮已经醒了，连美国这个大象都在向它身边靠，你台湾这只小猫还能怎样？”在遏制“台独”上，中国和美国有共同的战略利益和需要。
不过要说明的是，“联美制独”是有条件的，也是有斗争的。
（六）关于“宏观调控”的战略。所谓“宏观调控”，是我个人从市场经济政策方面移植过来的一个概念。就对台工作来说，中央所主导和制定的《反分裂国家法》，我看完全有这种功能。这个法的第八条规定，在三个条件下，“国家得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以“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三个条件：一是“‘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造成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二是“或者发生将会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三是“或者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
具体来说，其中最可能的是两件事：“台湾正名”或“法理台独”。前者就是把现在的所谓“中华民国”改成“台湾共和国”；后者就是通过“修宪”或“制宪”，在不变更所谓“中华民国”国号的前提下，使两岸成为“互不隶属”的“两个国家”。就是说，主要是在这两种情况下，才会“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除此以外，中国大陆将一概不管。或者说，只要在台湾岛内，不出现以上这“三个条件”或“两种情况”，即使你闹翻了天，都是台湾内部的事，大陆一般不会去管。
所以，这个《反分裂国家法》，我个人以为，在对台工作上实际就是实行一种“宏观调控、微观灵活”的做法。具体来说，就是政治上“扣死”，经贸上灵活；战略上“坚守”，策略上灵活；原则上“坚持”，执行上灵活；大局上“把紧”，小局上灵活。换句话说，只要你不踩我的红线，那就属于“治权范围”内的事，属于“高度自治”的事，统由你管，大陆这边概不干涉。
不管台湾方面承不承认，两岸本来就是一个中国，这就是现状，绝不允许“台独”势力破坏这个现状。“一个中国，两种制度”，这同样是事实，是现状，不管你承不承认也都一样。关于这一点，台湾的王晓波教授早就这样看，这样说了。不久前，我曾当面同他开玩笑说：“还是你‘先知先觉’，我们这些人不过是‘后知后觉’或‘不知不觉’”呢！
关于两岸关系几个问题的看法
这里，主要拟谈以下五个问题：
（一）两岸关系形势依然十分复杂和严峻。国民党自大陆退踞台湾后，先后在台湾主政五十年。2000年起，民进党主政台湾也五年多了。政权易手，但从来没有改变台湾属于中国这一事实。民进党中有些人想入非非，认为政权既已转入本土人为代表的政党手中，两岸关系的性质就改变了，从而台湾就可摆脱与大陆的关系，从事“独立建国”了。这自然是一种非常荒唐与可笑的逻辑。
过去的国民党“反共不反华”，而现在的民进党“反共又反华”。国民党有“一中”观念，民进党就是不承认“一中”。本月25日，陈水扁又在强调：“‘大中国意识形态’严重混淆了台湾国家的定位与认同”，“只要一日不挣脱‘大中国意识’的政治教条，台湾就不可能成为一个主权独立、自由民主的正常国家。”这说明，台湾问题依然是非常复杂和严峻的，只要两岸一天不统一，两岸围绕着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就一天不会终止。
（二）两岸多党互动及其对岛内影响。我中央对台政策的新思维和新做法，带动了两岸四党（即大陆的共产党和台湾的国民党、亲民党与民进党）岛内四党（即国民党、亲民党、民进党和台联党）的互动，力量对比和社会人心发生了微妙变化，从而亦使两岸关系和岛内形势出现了有利于“统”而不利于“独”的最新局面。这是大陆对台工作和对台政策一个新进展和成功示范。
两岸多党互动局面的形成，是多方面因素使然。一是岛内主流民意的转向，多数人已开始厌烦民进党的选举操作，不愿岛内继续“乱”下去;二是执政党已内外受敌，面临四面楚歌和局面失控之势;三是美国等国际势力对台湾当局激进的“台独”路线，十分不以为然。正是在这样形势下，大陆中央领导集体，不失时机地继推动国民党副主席江丙坤来访之后，又推动了国民党主席连战、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的来访，从而在相当程度上搏得了岛内大多数民众的认同，争取了台湾民心，使岛内“台独”势力严重受挫，“反独”势力为之一振。
有人说，包括连宋来访在内的“登陆热”不过像“一阵风”一样，很快就消失了，降温了。他们以台湾“5·14任务型国代选举”民进党获胜为例，来说明台湾形势已回到连宋来访前的情况，证明台湾趋向“台独”的“主流民意”没有变化，这是完全错误的。这是扭曲事实、只看现象而不看本质的表现，是不值得一驳的。连宋来访的深远影响将是长期的，潜在的，还会继续发挥作用，并不是任何一时表面现象所能掩盖的。
（三）陈水扁有没有来大陆的可能性。陈水扁这个人时此时彼，反复无常。大陆有一位学者朋友说得好：陈水扁虽然变来变去，但却“万变不离其宗”。就是说，尽管他不停地变，但有一点是决不会变的，这就是追求和维护自己的“权位”。他是以自己个人的权位为中心变来变去的。他会不会来大陆？这要看未来的形势和他个人的判断。到时候他如认为对已有利就会来，否则就不会来。至于台湾人民的利益，两岸人民的利益，他是不会考虑的。
应该说，陈水扁实际上想来大陆，追求“胡扁会”，以求为自己作“历史定位”。但又总是患得患失，顾虑多端，摇摆不定。最重要的是怯于内外压力，害怕自己会提前变为“跛脚式”领导人。
中国大陆一直为陈水扁敞着大门。他陈水扁也一直为自己留着余地，没有把门关死。比如，他早先虽曾参加“3·26”大游行，但冰末借机发飙和发表讲话;虽对“九二共识”这几个字不愿承认，但却转弯抹角地表示可以认可它的“内涵”;公开警告李登辉，所谓“台湾正名”他陈水扁做不到，李登辉主政时也并未做到;特别是，他至今并没有批评许文龙关于“两岸都是中国”的“退休感言”，而且还续聘他为“总统府资政”。
最近一个时期来，他又故意提高“胡扁会”的要价，如说什么要在“第三地”进行，并不预设任何前提条件”（主要指“一中”），又提出“只要没有前提条件”（指“九二共识”），可以尽速恢复两岸两会（海基会和海协会）的接触或复谈。连他自己也都清楚，他的这些无理要求，大陆是不可能接受的。
老实说，中国大陆这边并不急着要陈水扁来，帮他实现他所久久期盼的“胡扁会”。真正着急的应该是他陈水扁自己，名义上他还有将近三年的执政时间，实际上最多不过一年半。诚如台湾《联合报》（今年5月20日社论）所说，陈水扁在任期间，如果“找不到自己的历史坐标”，“届时只是为台独游击队又添加一名走投无路的‘精神领袖’而已”。那就是第二个李登辉。
（四）关于台湾“中华民国”称号问题。这是老问题了，不久前又被提出来。我个人曾不止一次地说过，台湾作为中国的一部分，永远是地方政权，但作为“中华民国”或“中华民国政府”，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只能在适当时机，即条件成熟时，由两岸直接协商，以求得合情合理的解决。
台湾有位朋友私下对我说，这个“中华民国”是岛内各政党、各派政治势力最大的“公约数”，也是两岸关系最大的“交接点”，中国大陆如果不直接面对，由“不表态”到“公开认可”，两岸关系的僵局就很难打开。
按照这位朋友的意思，只要中国大陆“公开认可”了，两岸关系的问题就解决了。我个人并不认为是这样。因为如果认可了“中华民国”，那不就是“两个中央政府”、“两个中国”了吗？再有，按照陈水扁的解释，“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国家”，“它的主权属于2300万台湾人民”，那与“台湾独立”又有什么区别呢？我们至今末表态，并不等于承认。之所以没有公开表示反对，那是因为原来的“中华民国宪法”是以“一中”为基础的，是不同于分裂势力所主张的“台湾共和国”的。有了这个“一中”作基础，海峡两岸就随时可以恢复协商和谈判。中国大陆之所以坚持“一中”，陈水扁之所以反对“一中”，根子就在这个地方。正像胡锦涛总书记所一再讲到的，在这样重大的原则问题上，中国大陆是没有任何妥协余地的，是不会动摇的。
归根到底，目前两岸关系的所有分歧，几乎都同这个大问题、大原则相牵连。陈水扁不承认“九二共识”，在“两岸直航”、“春节包机常态化”、“农产品出口大陆”、“开放大陆民众探亲”等所有问题上，都主张“公权力介入”、主张“政府对政府”谈判，等等，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要以此作为筹码，逼大陆承认他们的“政府”、承认他们的“公权力”，最后承认两岸是“一边一国”。当然，我们这边不可能让他的这个阴谋得逞。
未来两岸谈判统一时，“国号”问题自然还必须在“一中”原则下求得合理解决。
（五）“台独”分裂活动与美日关系。“台独”分裂势力的活动有三个时期：五、六十年代以日本为活动中心，七、八十年代以美国为活动中心，九十年代以后的活动中心，因李登辉、陈水扁相继掌权，就转入台湾岛内了。
自九十年代“台独”活动中心转入台湾岛内以来，大体上也有三个时期：一是“发展期”，主要是在李登辉主政庇护下，使“台独”势力获得迅速发展;二是“冲剌期”，即在陈水扁主政台湾后，利用执政权力把“台独”推向实践;三是“下滑期”，即以2004年年底民进党在“立委”选举中的受重挫为转折点，开始了“台独”的下滑。可能还会有一些起伏和反复，但总的逞下滑之势是不可避免的。
值得注意的是，“台独”分裂势力的下滑之势，可能会引起美日等右翼反华势力的担心。从历史上看，“台独”势力的产生和发展与美日等右翼反华势力的支持和打气是分不开的。近年由于“台独”过度膨胀，与美国在台湾海峡保持的“不统、不独、不战、不和”战略利益有冲突，并且在中国政府的坚决反对下，它才不得不配合中国政府对“台独”的嚣张之势有所遏制。如今“台独”势力一再受挫，美日似乎又开始担心：台湾和大陆会否进而实现统一？而这又是美日所不愿看到的。从近期来看，美日在世界范围内所掀起的“中国威胁论”，显然是别有图谋。“台独”分裂势力会否又在这一形势鼓励下重新“发难”呢？我看，实际上是已经开始了。民进党当局中某领导人，最近就忽然又口出恶言，再度把“炮口”指向中国大陆，说什么“台湾最大威胁在中国”。这与美日的“中国威胁论”，自然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
最近一位台湾朋友，有感于台当局某领导人对大陆忽然又口出恶言一事气愤地说：“抱美国的‘腿’，看日本的‘脸’，酷似美日手中牵着的一条狗，一有机会就对着中国大陆汪汪吠”。难道不正是这样吗？！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05年8月号，总第9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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