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自2020年6月30日以来香港社交媒体涉国安处执法行动及国安案件审判的舆情声量与关注度变化
（中评智库大数据中心制图）
图2 自2019年5月以来黄营网民含敏感舆情贴文所引发的平均关注度及敏感舆情在黄营所有舆情中的关注度占比
（中评智库大数据中心制图）
图3 香港社交媒体对本次国安处通缉8人的嘲讽与愤怒情绪占比及其与自国安法生效以来几个主要国安案件的对比
（中评智库大数据中心制图）
图7 香港社交媒体黄营网民对4种主要软对抗手段的关注度大小及因涉该手段讨论而产生的嘲讽与愤怒情绪在涉相关讨论所有情绪中的占比
（中评智库大数据中心占比）
图4 自2019年香港社交媒体反对派网民涉各主要对抗形式的关注度占比变化
（中评智库大数据中心制图）
图6 自2019年以来海外港人反对势力涉政治讨论中的负面舆情占比以及海外反对势力涉政治讨论关注度在黄营整体政治舆情中的占比变化
（中评智库大数据中心）
图5 自2019年香港社交媒体反对派网民的政治光谱轨迹图
（中评智库大数据中心制图）
中评社香港7月12日电/香港特区政府日前首次发布悬红涉违国安法人士的通缉令，引发社会舆论的关注。中评智库大数据中心经过分析认为：香港市民对涉及国安元素的执法与司法程序皆形成常态认知，因此通缉令的舆情风险大为降低，借相关议题进行煽动性群众动员的言论已趋式微。
7月3日，香港警方国安处对8名海外港人发出通缉令，分别为前立法会议员许智峯、前立法会议员郭荣铿、前香港众志主席罗冠聪、“我要揽炒”团队发起人刘祖迪、全球登报众筹发起人郭凤仪、前法政汇思召集人任建峰、前职工盟总干事蒙兆达、以及时事评论员袁弓夷。两日后（7月5日），警方国安处再拘捕林朗彦等4名前香港众志骨干成员，其涉嫌透过一间顾问公司于背后运营“惩罚Mee”平台，藉此为上述提到的通缉人士罗冠聪提供金援。这是香港特区政府首次发布悬红涉违国安法人士的通缉令，故在香港社会引起较大的关注与讨论。
如图1所示，本次警方国安处通缉8人的执法行动，并没有在香港社会引起重大震荡，香港社交媒体涉相关议题的声量与关注度虽有上升，但远不及过往的国安案件所形成的舆情热度峰值。由于自2020年中以来香港警方已展开多起国安行动，且很多涉国安的案件也在审讯中或已结案，因此多数香港市民对此类议题并不惊讶。香港社会虽仍会关注涉国安案件的动向，但对于警方的国安执法行动、以及进一步的司法程序已习以为常，相关议题再难在舆论场掀起惊涛骇浪，涉国安议题的舆情风险也相应降低。
结合图2可知，自国安法生效以后，黄营网民含敏感舆情贴文所引发的平均关注度明显降低，大致收缩至修例风波期间的三到四分之一左右，而且有关敏感舆情在黄营网民所有舆情中的关注度占比也持续下滑，从修例风波期间逾20%的水平降至目前仅约6%左右。在国安法的震慑效应下，香港警方的国安执法行动以及国安案件的审理，纵使仍会在黄营网民间引起反弹情绪，但相关敏感舆情已较难形成大范围的骚动，黄营舆论场对国安议题的处理也日趋倾向低调，修例风波期间借相关议题进行煽动性群众动员的言论已基本式微。
由图3可知，在国安法实施初期，香港社会对涉国安案件的愤怒情绪占比虽然较大，但自黎智英及苹果日报案达至顶峰后，香港社交媒体对此类案件的看法开始转趋淡然，愤怒情绪占比日益下降，在本次国安处通缉8人的执法行动中更跌至历史新低。可见，随着香港社会逐渐熟悉国安法的具体落实情况，对于国安法的误解与疑虑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被淡化，整体舆论环境对国安法的抗拒与抵触也慢慢消减，为香港特区政府日后的国安执法工作累积了更坚实的民意基础。
在本次国安执法行动中，国安处主要瞄准了两类违法形式，分别是反对派自国安法生效后加大力度鼓吹的“国际战线”、以及基于规避刑事风险而进行的软对抗。据图4可知，自国安法生效后，伴随违法成本较高的“街头战线”与“议会战线”的舆情热度消退，反对派网民涉“国际战线”与软对抗的关注度在各主要对抗形式舆情中的占比皆有显着提升，目前更已占据约9成的份额。结合图5可知，这也与反对派网民的政治光谱轨迹走势基本相符。自国安法实施以来，反对派网民在派别倾向与立场取态上的表现，持续往相对温和的泛民主派与和理非方向移动。当然，这种看似温和化的取态，并不代表香港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已彻底消失。
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反对派人士移民海外，海外港人反对势力的规模与影响力皆有所扩大。这股势力虽然不在香港本地，但仍对香港本地的舆论场发挥重大影响。如图6所示，海外港人反对势力涉政治讨论的关注度，在黄营中的占比近年来逐渐跃升，而且其引发的负面舆情占比持续居高不下。这些人虽然不在香港本地，但仍然对香港本地舆论场产生一定影响。很多政治议题在香港的发酵，都有这些海外港人势力煽风点火。
图7展示了4种软对抗手段的关注度大小及其在反对派网民间引发的嘲讽与愤怒情绪占比大小。可见，虽然黄色经济圈在黄营网民间的关注度仍相对较大，是很多黄营民众重要的软对抗手段之一，不过其对黄营网民愤怒或嘲讽情绪的激化作用则相对较弱，主要起到的是凝聚及团结黄营群体本身的功能。相比之下，黄营网民的煽动性言论则更值得警惕，相关议题的关注度虽仅居于第二位，但其在黄营网民间所引发的愤怒情绪占比却最高，反映其仍具有刺激黄营网民情绪的高度敏感性。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像九龙城泼水节趁机袭警、以及不寻常取消器官捐赠登记等处于灰色地带的对抗行为，其关注度与愤怒情绪占比皆并非最高，但嘲讽情绪占比却远远领先位列第一。这反映了此类软对抗手段，虽然未必会在反对派网民间引发强烈的反噬效应，但仍会以介于合法与非法的地带，挑动市民的负面观感。这种情况恰恰反映了特区政府在“由乱入治”的新常态下，更须重视对付这类打擦边球的软对抗行为，避免反对派借此漏洞继续危害国安、损害特区政府的形象。
中评智库认为，近3年来，香港主流民意已普遍认识与认同国安法，反对势力过去轻而易举地利用具体事件煽动民意、冲击社会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自“由乱入治”之后，在香港“由治及兴”的过程中，更需要有一个稳定、祥和的社会环境，才能帮助香港更快地实现复常与重振，而落实国安法不动摇则至关重要！
（记者：陈日嘉，分析师：杨力聪，工程师：吴悦柠，研究员：林东阳）
